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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是美、日、法、德四国大学研究经费构成，表4-3是四国大学基础研究经费占基础研究总经费的比例。
两表可以看出基础研究在大学研究中所占的地位，以及大学基础研究在国家基础研究中所占的地位，各国大学在奖励基础科学的诺贝尔科学奖中获得70%以上的奖项，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大学基础研究在人类发现新知识中所发挥的极其重要的作用。
表4-2美、日、法、德四国大学研究经费构成（%）
资料来源：[日]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白皮书（2005）[A].胡建华.大学科学研究的性质、地位、作用之比较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6，（5）：30．
表4-3 美、日、法、德四国大学基础研究经费占全国基础研究总经费的比例（%）
相比之下，中国大学基础研究经费占大学研究总经费的比例要小得多（见表4-4）。
可能的归因包括，我国大学之外的科学院系统承担了相当部分的基础研究任务；我国企业尚未普遍建立起成规模能承担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的研究平台；我国提供研究经费的机构（主要是政府和企业）和大学对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更感兴趣；大学自身被应用研究的经费所吸引。
然而，即使如此，我国大学在基础研究（包括技术开发）方面中仍然获得了巨大成就，表4-5是近年来中国大学在国家科学技术“三大奖”
中的获奖情况。
而自国家设立科学技术奖以来，截至2009年，高校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共489项，占授奖总数的52.3%，获国家技术发明奖共1191项，占授奖总数的37.0%，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共3044项，占授奖总数的30.9%。
表4-4中国大学各类研究经费数量及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教育部科学技术司编制各年度“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
中有关数据整理。
注：表中经费数量仅含研究与发展经费，未含非研究与发展经费。
表4-5中国大学近年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中获奖情况
注：以上项目数仅含通用项目，不含国防专用项目。
大学基础研究需要资金支持。
在发达国家，一些非营利的基金会为大学基础研究提供支持，但政府依然是大学基础研究的主要资助者，而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基础研究资助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由于没有可预见的市场价值，大学基础研究希望从企业获得资助并不现实。
基础研究长远来说符合公共利益，政府使用公共资金对这些项目进行资助，在多数情况下都能得到公众的支持。
尽管这些项目经常没有可预见的应用前景，但说不定在未来某个时候就会为公众带来绝妙的惊喜。
《纽约时报》曾评论说，大学中的研究工作是“纳税人为美国的将来所做的最佳投资”
，而当被问及哪一种联邦政策最能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时，经济学家们把对教育与研究的投资放在了首位。
[3]
然而，近年来，人们热衷于谈论所谓科学研究中的“巴斯德象限”
，这个领域的研究依然是基础研究，但却是由应用问题推动的基础研究。
1997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出版了一本题为《巴斯德象限：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Pasteur'sQuadrant：BasidTeologiovation）的书，这本书超越传统地将科学研究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二分法，而是以“对知识的追求”
和“解决应用问题”
两个维度，将科学研究分为“玻尔象限”
“巴斯德象限”
和“爱迪生象限”
。
玻尔象限的研究由好奇心驱动，以发现知识为目标，是基础科学研究；爱迪生象限的研究由解决现实问题驱动，以形成解决现实具体问题的方案和技术为目标，是应用研究；而巴斯德象限的研究则是由解决应用问题推动的基础研究（如图4-2）[4]。
图4-2布鲁斯学会对研究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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