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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招生牵涉千家万户，考生（及其家长）对上大学和上好大学的愿望强烈，使大学招生成为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
在总体社会诚信度不高，政府并非对所有大学都有完全信任的时候，最简单和安全的做法，是由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统一组织考试和统一控制录取标准，尽管这种做法未必在教育学上有充分依据。
教育主管部门也意识到这一点，在学校和社会的要求下，一些大学（主要是优秀大学，可能是假设这些大学在盛名之下更为自律）被赋予在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统一录取标准之外自主招生的权利。
大学依据什么标准录取学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国大学现在主要依据一次统一考试分数录取学生。
这个标准是否恰当？可以从这个分数的信度和它对大学招生的效度两方面讨论。
先说信度问题。
一次测试的信度与多种因素有关，包括被试、试题、主试、环境等。
教育主管部门组织高等学校统一入学考试，对影响信度的因素进行了尽可能的控制，比如，试题尽可能有适当的难度和抽样，对测试过程中主试行为（包括评卷）和测试环境进行标准化控制等，但对被试状态的控制手段有限。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综合多次考试成绩信度比一次测试信度更高。
美国大学对申请者学业成绩的判断，一般要看他们在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或美国大学考试（ACT）中取得的成绩、高中阶段的平均成绩绩点（GPA），以及在高中选修大学预科课程的数量和成绩。
但我国教育主管部门知道，目前，将中学成绩计入高考成绩，可能扭曲中学教育。
所以，从信度方面考虑，以一次统一的学业成就测试成绩作为大学入学唯一标准，肯定不是无可挑剔的选择，但从实践方面考虑，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效度问题要复杂得多。
讨论大学招生标准的效度，首先要考虑这个标准要达到的目标，这个问题与大学希望录取什么样的学生有关。
大学希望录取什么样的学生呢？应该是能通过大学学习获得最高成就的学生，即自己能够获得发展，而且在将来能利用在大学学习的知识对社会做出最大贡献的学生。
社会通常以其毕业生的成就评价一所大学的教育质量。
毕业生可能在不同领域取得成就，比如，发现新知识的科学家，发掘和整理人类文化遗产的学问家，受大众欢迎的艺术家，杰出的工程师、医生、律师、商人、社会活动家、政治领袖，等等，在任何领域为创造美好世界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对于大学来说，都是杰出校友。
大学的任务不只是一个培养学术人才。
这样看来，以在中学学业成绩作为录取学生的标准，效度并非无可挑剔，而且，采取任何措施提高学业成绩的信度，对效度的提高作用都是有限的。
学业成绩主要反映学生的知识和智力水平（当然，在这一点上，也需要做得足够好才能获得较高的效度），大学学习需要一定的知识基础和智能水平。
这两方面对于毕业后能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取得成就也很重要。
在录取中，将信度较高的学业测验成绩作为基本标准，是必要的，可以剔除那些无法适应大学学习的考生。
大学毕竟是一个学术机构，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是其最基本职责。
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平权运动中，几乎所有的高等学校开始通过各种方式招收大量少数民族学生，录取了许多学业成绩大大低于白人报考者的黑人、拉丁裔人和印第安人。
1975年，加州伯克利大学招收的黑人学生平均入学成绩为570分，而白人学生平均成绩接近700分，参加考试的黑人学生录取率为30%，而参加考试的白人学生录取率仅为3%。
[1]这种做法在美国国内引起巨大争议。
争议主要集中于政治领域，反对者认为这种区别对待的做法违背了美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平等原则，支持者认为这是社会对弱势群体在过去受到的不公平对待所做的补偿。
政策任何变化都与政治派别在国家政治中的影响力变化有关。
但是，如果这种做法单有政治上的合理性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教育学上的合理性，否则难以付诸实践。
无论基于政治上如何正确的原则，录取不能胜任大学正常学习的学生，对于大学来说都是不明智的，它忘记了自己的核心使命；即使对被录取的学生来说，也不都是值得庆幸的事情，他们可能由于被特别照顾而形成的弱者心理，以及在大学学习中的失败经历，而使自己的信心备受打击；而且，对其所在群体毕业生的声誉也有消极影响，两者加在一起，在长远和整体上，对被录取者本人及其所在的群体，很难说这种做法是否会发挥积极作用。
这个分析同样适用于我国大学招生中对少数民族考生和偏远地区考生在分数上的照顾。
较高效度的量化信息在大学招生中是首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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