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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大学招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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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招生是一个敏感的社会问题，大学招生标准有政治色彩，与公民受教育机会平等问题有关。
但大学招生主要是一个教育学问题，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大学按照什么标准招生，更利于提高大学教育质量。
过分强调大学招生标准的政治性并不恰当。
从历史上看，大学在很长时间都是一个精英性组织。
大学教师是知识精英，他们掌握高深知识，沉思和探究自然、社会和人的奥秘；学生是一群禀赋优异并对知识有强烈追求的年轻人。
教师引导学生研究和学习艰深知识，通过长期而严格的教育与训练使其获得学术资格证书。
大学是一个自由、独立知识分子的社团。
20世纪中叶以后，在西方发达国家，情况开始变化，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和社会民主化的发展，大学入学人数急剧增加，大学从精英性组织转变为大众组织，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
伴随这个过程，大学入学的竞争性逐渐降低。
在我国，这种情况出现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三四十年，直到20世纪末，我国高等教育入学人数才大幅度增加。
入学人数的增加，曾经在大学引起恐慌，很多教师认为大众化将摧毁古老的大学制度。
即使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是在发达国家已经完成这一进程之后多年才开始的，也未能消除大学及其工作人员（主要是教师）的担忧，来自大学教师对20世纪末扩招的意见，主要是批评声音。
但为更多人（包括适龄青年，也包括所谓“非传统学生”
）提供受教育机会，是大学在新时代必须承担的责任。
经济和科技发展对更多人接受大学教育提出了要求，而社会民主化使更多人提出了接受大学教育的要求。
两方面的要求都是非常合理的，力量都是非常巨大的，大学没有理由拒绝，事实上大学也无力拒绝，政府、社会和市场经常可以轻易地使大学就范。
总体上说，招生人数增加使得大学招生中的选择性降低了。
1977年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当年570万人报考，录取27万人，录取率约为4.7%；1978年610万人报考，原计划招生29.3万人，后增加近11万人，共录取40.2万人，录取率约为6.6%；1979年468.5万人报考，录取28.4万人，录取率约6.1%。
之后，高等学校招生录取率不断增加，到2010年，957万人参加考试，录取657万人，录取率约为68.7%，一些省市录取率超过80%，北京市本科录取率达到54.9%。
但是，在我们可见的未来，大学招生中选拔不会消失。
在录取率很低的时候，所有大学招生选择性都很高；随着录取率的提高，选择性在一些大学很快降低，而在最优秀的大学降低缓慢，甚至没有明显降低。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依然如故，只是在河对岸的，原来是所有大学，现在是那些顶尖大学。
原因是顶尖大学是少数，这些大学招生人数只有限增加，考生人数很多，最优秀的考生以考取这些学校为目标。
在报考学生中录取新生是大学招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中国，这个环节多由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控制，大学招生机构一般不用多费心。
通常的招生程序是，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组织命题、考试和报考，并划定每个层次高校的录取控制线，在控制线之上，根据报考学生成绩从高到低向各层次高校按一定比例投递考生档案，高校在被投递档案的考生中按照分数从高到低录取，如果不录取高分考生，要说明合理理由。
大学录取学生最重要，甚至唯一标准，是报考者在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高考中获得的分数，一般来说，大学没有自己的标准。
教育主管部门严格控制录取标准并非基于教育学理由，而是基于政治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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