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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不是偏执于大学学习中学生知识和智力水平，相信至少前15%的中学毕业生都能够适应任何大学的学习。
而要在众多能够适应大学学习的考生中鉴别出哪些人将来可能有最大发展，取得最大成就，中学学业成绩便不能提供更多帮助。
中学学术成就可能对大学及研究生阶段的学术成就有比较好的预测性，而对于其他领域的成就，比如管理、公共关系等领域，预测性就差很多。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中学甚至大学学业成绩并不十分出色的人在社会上却能取得巨大成功。
“分数和考试成绩根本不能说明学生们面对较微妙的教育目标能否取得进步的问题，诸如情绪成熟、道德伦理敏感性、创造力、审美以及与他人合作的能力等”
[2]，而这些品质对于学生以后的成功可能与知识智力水平同样重要。
大学招生标准是中学教育的指南针。
大学招生以中学学业成绩作为唯一标准，中学教育自然追逐这个标准，在学生和家长把上大学、上好大学当作唯一目标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中学将全部注意力放在学生的学业成绩上，忽视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提高，甚至过重的学习负担压垮了学生的身体。
我国中学教育的这个状况，与现行的大学招生标准不无关系。
如果不以中学学业成绩作为大学招生的唯一标准，在招生中还需要考虑哪些因素和问题呢？国外大学在招生中积累了很多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在美国，大学在录取新生时，除了要看中学成绩、标准化考试（SAT或ACT）成绩以及中学选修课程的难度和分数这些反映学生学业成绩和学术能力的量化信息之外，也会看学生的课外成就，寻找学生在责任心、领导力、公正、热情、抱负等方面的证据，以及在个人特长（比如艺术、体育等）方面的证据。
然而，除非特别注意避免，将这些非量化信息纳入招生标准，可能会使某些特定人群受到不公正待遇，正如将外语听力和口语成绩作为录取标准之一对农村和偏远地区学生不公正一样，比如，在我国，低收入阶层和偏远地区学生在艺术方面特长的发挥可能会由于缺少机会而受到限制。
事实上，美国大学招生很注意避免这一点，他们很“看重学生充分利用已有机遇的能力。
一个能充分利用有限条件、取得最佳成绩的学生，比那些成绩固然不错但未充分利用条件的学生，更有被录取的可能”
。
[3]
在大学录取中，也需要考虑学生的多样性问题。
学生在大学的学习不仅发生在课堂上、教师与学生之间，也发生在课堂之外和学生与学生之间，甚至后者与前者一样多。
在一个多元背景群体中，每个学生都能学到更多的东西，他们可以直接地了解不同文化、不同阶层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
尽管基于政治理由过分降低分数录取少数族裔及其他弱势群体考生并不恰当，但基于教育学理由适当降低分数录取这些学生却是恰当的。
非量化信息计入大学录取标准，存在的困难也是明显的，很容易受到争议，也可能存在教育学和政治学上的风险。
如果说因为量化标准不能有效地预测学生将来在一些方面的发展（比如管理能力）而寻找非量化标准作为大学录取标准的补充，那么，这些非量化标准对学生以后发展预测的有效性又如何呢？由于其非量化，如何使招生人员准确地理解和使用这些标准呢？在当前社会诚信度不高的情况下，甚至让公众相信招生过程和掌握非量化标准的招生人员的公正性都费口舌。
北京大学11名教授2010年11月给周其凤校长写信，批评当前大学招生中“唯高考分数论”
现象，建议尝试采用“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
的招生选拔方式。
[4]这可能成为改革的开端，政府和社会应当支持学校的探索。
[1]［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徐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02-103，115.
[2]［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徐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08.
[3]［美］哈瑞·刘易斯.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M］.侯定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9.
[4]http：.edu.gao_jiao_news_36720101109t20101109_53689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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