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热天中文网】地址：https://www.rtzw.net
即使在崇尚多元的今天，对差异也未必不可以进一步做价值分析。
简单说，上述种种肯定各有千秋，但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都无法与教师的日常教学建立经常、直接、实质的联系。
就此，对于教师钻研教学，孜孜以求每一节课的教学质量，所给予的帮助也就是有限的。
对照之下，我们的教研组织及其制度在这方面显然是更具优越性。
对于上述问题最为简洁而又基本恰当的回答，也许就是援用一句中国人熟悉的现成流行语：“中国国情”
。
在此绝无耍滑头或者敷衍之意，实在是想不出比这句话更为贴切的表达了。
引申一下，可以这样推论，教研室的出现和普遍存在，与其他许多社会事物一样，是复杂的社会现象，不是某个或某几个因素，而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苏联经验、普遍的教学规律、中国的教育传统、当代中国国情，甚至历史和文化类型……都在其中扮演了角色。
比如，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个人与群体的联系，令大多数教师乐于也易于接受各种集体式的教研活动；中国基础教育强大的统一模式及要求，令不同学校教师之间的协调成为必要；社会对于教学质量的极度关注，令学校和教师须臾不敢放松课堂……总之，中国的教师接受这样的制度会比较从容和自然，而由于文化和教育背景的不同，西方一些国家纵然加以研究或鼓吹，却未见得能够轻易移植过去。
教研制度在中国的强大生命力不是偶然，是中国教育的独特优势。
有几则教育交流中的小花絮可以作为上述分析的补充。
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师在参观美国密执安州某公立学校时，向校长询问著名的“不让一个孩子落后”
（即克林顿时期通过的法案NoChildBehind）。
校长干脆地表示，“我们学校没有参加这个项目”
。
在谈及原因时，他表示：参加项目的条件之一，是必须接受项目组织的各种学业成就评估。
这样，“教师和学生的压力都会增加，他们会抱怨的。”
无独有偶，2008年，一位中国学者在丹麦应邀做报告，介绍了中国的学校教研组：“光是解释如何集体备课、说课、评课以及如何组成备课组就说了半天。
他们倒是爱听，因为他们发现实在是不同。
可问的问题却是在我们看来八竿子打不着，他们觉得特重要的。
比如，集体备课会不会侵犯教师的人权呢？教研室对教师进行考评，教师不会反抗吗？等等。”
[6]
2008年1月10日，美国某教育考察团与中国同行座谈。
其间谈到了日本的“课例研究”
，对方也了解中国有类似制度，并且认为是一种很好的做法。
谈到在美国并没有普遍实行时，有如下对话：
问：是不是美国的教师对这种方式不太认同？
学区教育局长：我们并没有不认同集体备课。
这样的确能够提高和保证教学质量，是很好的做法。
但是第一，教师每天课时很多——多的每天会有5-6节，很难有共同时间。
第二，与集体备课相比较，我们更重视教师与学生的交流，认为这样也是很有效的。
问：我们很少听说美国有学校也这样去做。
学区教育局长：政府曾经有经费支持集体备课（lessonstudy），但后来好像不了了之。
问：具体原因是什么呢？
学区教育局长：比如我的学区就很难办到。
因为在美国，传统是小班教学，如果集体备课，需要给教师安排共同的时间，于是就需要增加教师人数，这种需求很难满足。
如果牺牲小班而集体备课，我个人并不赞成。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