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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美国的教师比较习惯于自己工作，我们也非常尊重教师的个人权力，尊重教师的个人教学风格，不能强迫他们接受这样的做法。
看来，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有关课例研究在美国命运信息，与前面的花絮可以相互印证。
一方面，在过去的几年中，美国的有关研究风气渐盛。
一位欧洲学者表示：“2001年4月我到美国西雅图参加美国教育研究会的会议（AmericaEduResearchAssonualce），在1000个研究报告里面，其中只有一个是进行课的研究的。
今年的上月（四月），在新奥尔良又召开了这个会议，与课的研究有关的报告有五十多个。
如今在互联网上，可以找到200多个美国人所创建的课的研究的网址。”
[7]另一方面，课例研究“在美国却遭遇到了各种挑战。
美国教师认为，课例研究源于国外，不符合美国的国情，在美国无法实施。”
“在日本学校普遍盛行的研究课在美国很难实行，因为日本是一个教育集权制的国家，全国使用的是统一的课程，而且广大教师还有合作和批判性反思的传统。”
“开展课例研究，就意味着要采取日本的教学实践”
。
当然，美国一些研究者仍然坚持应当推行这种做法，并且提出，“课例研究要走进学校，需要美国教师以平等、包容、开放的胸襟，克服唯我独优的畸形文化心态，从封闭走向开放，由单向度交流转为多向度交流，进而改变观念，修正体认。”
这些研究者们认为，课例研究以教师为导向，具有合作性，“教师为了共同目标而努力，从相互的实践中吸取经验与教训。”
“其深层原则却是增加教师的学习机会，教师可以向他人学习，在实践中学习，从课程中学习”
，等。
[8]
不必为别人对教研室和教研员的称赞而沾沾自喜，也无须因别人没有教研室和教研员就惶恐不安。
“鞋子舒不舒服，只有脚知道”
。
教研制度究竟如何，拥有和实践这个制度的中国教育工作者，特别是中小学教师最有发言权。
至少，到目前为止可以说，他们的态度是基本肯定和支持的。
如果需要对于中国基础教育三级教研组织的普遍、长久存在做个价值判断，我想说的是，它的一枝独秀是应该肯定的，是中国教育的得天独厚。
令人欣慰的是，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的最高等级规划中，终于有了关于教研组织的专项研究课题，由梁威主持的《我国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制度及教研员专业发展研究》被批准为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十一五”
重点课题，据悉，由全国各省级教研组织通力合作的研究成果即将结集出版，这真是一个好消息。
希望能够引起更多人对于这个领域的关注。
[1][美]贾雷德·戴蒙德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48.
[2]石中英.教育学的文化性格[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99.
[3][英]德斯蒙德·莫里斯.刘文荣译.人类动物园[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18.
[4]同上，第19页。
[5]2005年，密执安大学教育学院，杨文忠博士提供。
[6]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院郭华教授提供，2008.
[7]马飞龙.从变异理论看国际比较中数学教与学的差异[J].上海教育科研，2002（8）.
[8]霍海洪.课例研究在美国：挑战、对策与启示[J].全球教育展望，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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