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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实验区以此为据，认为合作社对农村金融流通方面给予很大方便，遂决定第二年度加强合作社经营人才的培养，在实验区推广合作社建设。
图3-9中显示，实验区所作广告中称“本区为提倡农村副业，改进笔业产销起见，特于吕庙实验村组织毛笔产销合作社”
，宣布了毛笔产销合作社的组织方。
该广告刊登在社教社刊物《社友通讯》版面，与其说是为该毛笔产销合作社广而告之，倒不如说是向社友们分享、介绍本社实验区事业进展。
图3-9洛阳实验区指导处为吕庙实验村合作社所作广告书影（1935）[57]
征集受训社员，举办合作讲习班，进行合作人才训练，是第二年度洛阳实验区乡村经济建设实验的事业核心。
合作讲习班由洛阳实验区联合洛阳农村合作办事处办理，采取征集学员办法，要求已成立合作社的村庄，派理监事来区受训，未设立合作社村庄，由保甲长选派二人受训，受训后负责筹设该村合作社。
训练班讲授科目包括合作概论、合作条例、合作簿记、供给合作、信用合作、运销合作、利用合作，实验区指导员担任前三科讲授任务，其余则由洛阳农村合作办事处派工作人员兼任。
每逢周一、四下午来区集中上课，最终考试成绩由各科测试与出席次数综合而成。
实验区以10天为限（1935年10月14日至10月23日），合作讲习班共征集到学员（听讲人）32人，远远低于应征集数51人，学员资历情况如表3-5所示。
表3-5洛阳实验区合作讲习班学员资历分析表（1935）[58]
由表3-5可知，各村在推定学员方式上或拟定或商定，尚未发现选举法。
从人数差异看推定方式，有合作社者6个村庄均采取拟定方式，只有2个村庄征集数与实际数相符，而由保甲长及自然领袖商定者差距较小，由此可见乡村中政治领袖的保甲长比经济组织领袖更有影响。
从资历看，除2名学员为笃善公民外，其他学员均有政治或经济上的社会公职，在乡村中有一定影响。
职业均为农民，其中有2个村庄学员兼做副业，学员年龄与耕作亩数差异悬殊。
由此可见，年龄、财产不是被推选的主要考虑因素，笃善公民等人品评价和社会公职更为乡村社会所看重。
按照合作讲习班宗旨，10村尚未成立合作社的受训学员，期满后负有组织该村合作社的责任。
但在实际运作中，在农村中指导农民成立合作社殊为不易，“指导农民组织合作社，在今日农村中殊属不易，盖负有保甲责任者，不愿再事多此麻烦；可以维持生活者，不感组织合作社之需要；生活不易维持者，似又不乐于组织合作社”
，实验区在训练班结束后，于各村指导组织时，一筹莫展，“简直无从发动，无已，只有尽力对合作讲习班各村听讲人员，勤下鼓励工夫，促其奋起，并勉其向村中友好说明合作社之真义，俾协助发起。
一面嘱托各村基校教师，对村众相机提示合作社之重要及利益；一面再躬访各村之保长，阐述合作要旨，并晓以大义，请其督率各甲甲长负责发起”
。
[59]在保甲长、各村民众基础学校教师、讲习班学员合力下，10村共成立7处合作社，主要情况如表3-6所示。
表3-6洛阳实验区新成立合作社情况一览表（1936）[60]
表3-6中显示，7处合作社中有两处是村庄合设，莫家沟作为10村之外的临近村庄亦申请加入。
从性质上看，大多数为信用兼供给合作社，村数、甲数与社员、社股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7处合作社开幕时间仅有一处如期进行，而观察改期原因，一则因社员人数不足，再则因发起人公务冲突而推迟，信仰不足、重视不够是普遍现象。
1940年，陈大白曾专门谈及实验区的乡村经济实验，认为既然以教育建设来普及基础教育，为谋培养民力，更应该从民众实际生活中，择取其生活核心而谋所以充实发展，由此在普及基础教育外，致力于人民经济建设，以谋发展国民生计，扶植社会生存。
“其时实验过程形成三个阶段，由合作中心之经济建设演变到军民合一，养卫兼施，最后发展到全民造产，完成国民经济建设。”
[61]经济实验并不是社教社的专长。
实际上，作为变革社会的一种理念，近代中国合作经济思潮汹涌澎湃，挟西方近代合作思想东渐之威，力图涤**乡村基层社会所滋生的种种恶源，诸如乡村精英痞化、资金偏执集中、乡村金融空洞化、土地兼并、土地荒漠等，加上兵患土匪天灾，农村经济破产舆论日炙。
而具体到洛阳实验区，饱受土匪兵患之痛，1933年施行传统保甲制，民风保守，农民对合作运动没有信仰。
洛阳实验区通过合作辅导，联合开办合作讲习班，向保甲长灌输合作常识，是想重新塑造一个受过新式教育、对新政权的经济改革具向心力的新式地方精英阶层，或者是借对旧有乡村领袖、固有自然领袖加以改造，注入新理念，以此为把手，重建乡村社会。
“合作运动的实质，就是在平等相互前提下，谋求生产者和消费者达到某种直接或间接的结合，以尽可能减少原料、产品在生产、流通、交换、消费时的中介环节，废除中间人的盘剥，维护生产者与消费者利益，同时在此过程中培养民众的自治力和组织力，最终免除社会上的种种贫困与罪恶，使人类进入到所谓的‘大同境界’。”
[62]质言之，合作社主要在于物品的流通，诸如生产、消费、运销、利用、购买等，但较之实际，洛阳实验区内12处合作社，性质上均为信用合作社，其他业务仅为兼营，这种信用合作社“特为发展”
的结构性缺陷，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如“合作之楷模”
江苏省每县单信用合作社数量多在60个以上[63]，引发时人不少热议。
“除以合作社名义，向农行贷款，分发于社员外，几无他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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