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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贤、夏侯胜、史高等人的回答正中宣帝下怀。
然为妥善起见，宣帝又诏此时任郎的《谷梁》大师蔡千秋，使蔡与《公羊》学者辩讼《公》、《谷》得失。
能言善辩的蔡千秋不负众望，终于取得辩论的胜利。
宣帝于是更加喜欢《谷梁》，任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谷梁春秋》。
千秋死后，宣帝征江公之孙为博士。
“始，江博士受胡常”
，开《谷梁》胡氏学派。
江博上死，又征荣广高足、蔡千秋的同学周庆、丁姓“待诏保宫”
，使卒受蔡千秋所选的十名《谷梁》传人。
刘向此时也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从受《谷梁》。
[2]此外，从蔡千秋受《谷梁》的还有后来以《左氏》学名家的尹更始。
“汉《谷梁》学自荣广、皓星公开之，尹得其宗。”
[3]“汉儒传《谷梁》学者，惟尹（更始）及刘向有书。”
[4]由此可见，尹更始、刘向都是汉代《谷梁》学的中坚人物。
在宣帝的倡导与扶持下，《谷梁》学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积极发展，实际上已经拥有与《公羊》学相埒的势力，惟一缺憾的是法定程序的认可。
“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
于是宣帝“乃诏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得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
。
为《谷梁》学地位的真正确立铺平了道路。
甘露元年这次御前会议的实际进程及其结果，由于史料阙如不得而知。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争论虽然激烈，但《谷梁》的实际地位尚未能最终确立。
于是又过了两年，遂有甘露三年石渠阁会议的召开。
石渠阁会议显然是为了解决甘露元年御前会议未曾解决的问题。
这次会议的文件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计有：《尚书》类四十二篇，《礼》类三十八篇，《春秋》类三十七篇，《论语》类十八篇，《孝经》类有《五经杂议》十八篇，可惜这些文件都未能传下来。
文件未能传下来，但石渠阁会议的结果相当清楚，于《春秋》学，则是《谷梁》学的地位最终得以确立，与董仲舒一系的《公羊》学平分汉代最高法典的解释权。
使《谷梁》得立学官，“由是《谷梁》之学大盛”
，周庆、丁姓成为《谷梁》博士，后者官至中山太傅，授《谷梁》于楚人申章昌；申章昌为博士，官至长沙太傅，“徒众尤盛”
。
[5]而《公羊》学的地位则从此江河日下，势力日趋缩减。
《公羊》学在石渠阁会议的失利，有其偶然的因素，也是其必然的结果。
据《汉书·儒林传》记载，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宣帝、萧望之外，《公羊》学有博士严彭祖，侍郎申貌、尹推、宋显；《谷梁》学有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
严、尹二人作为双方的首席发言人，而二人的个人素质则有显著差别，严主正直，墨守陈规，既不肯委曲从俗以求富贵，安能随机应变，即席发言？尹不仅深得《谷梁》之学的精神（“尹得其宗”
），而且从其后来又学《左氏》的表现推测，他应属于那些相当善于因时因地而改变自己主张的人。
那么，由严、尹相辩，结果不是极为明白吗？
经过一个阶段的辩论，《公羊》家每每失利，于是提出增加侍郎许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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