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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个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在更多的情况下，虽然反复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但也并不绝对排斥“小刑”
的必要性，承认“小刑”
对道德教化的辅助作用。
他认为，对经过道德教化仍不足以建立完善人格而屡屡犯禁的人，必然要诉诸法律。
而问题仅仅在于，不能先刑而后教，而应先教而后刑。
他指出：“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
[18]“刑反德而顺于德。”
[19]在一定条件下，没有刑罚这个辅助手段，也难以真正实现德治的目标。
实在说来，在德教与刑罚的关系上，董仲舒还是主张德刑并用、恩威并施，只是强调以德教为主要手段，辅以刑罚而已。
他说：“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君之所以为君者，威也。
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
德共则失恩，威分则失权。
失权则君贱矣，失恩则民散矣。
民散则国乱，君贱则臣叛。
是故为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固执其权，以正其臣。”
[20]这里的威与权，与上述韩非的主张相差无几。
由此看来，董仲舒并不彻底排斥刑罚的作用。
顺便指出，在中国古代的法律规范中，最集中的体现就是所谓“礼”
。
循礼即守法，失礼即违法，因而荀子反复强调“隆礼重法”
，期望以礼作为法的辅助手段，作为人们行为举止必须遵循的规范。
礼的意义在这里便介于德教与刑罚之间，相对德教而言，礼是必须遵守的；相对刑罚而言，礼又不是那样地富于强制性的特点，而依然凭借人们的自觉自省。
于此可见，礼在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性方面仍具有相当大的作用。
董仲舒说，周衰，天子微弱，诸侯力政，大夫专国，士专邑。
造成这种格局的惟一原因就是当时“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礼”
。
[21]因而他提醒统治者在以德教为主，德刑并用的时候，仍然不要忘记礼的作用。
很显然，董仲舒这里所强调的礼，实际上是“个人活动的规则”
，是人们必须认清的“必须作的或不可作的行为”
标准，简言之，是一种社会规范。
由此我们想到法国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莱翁·狄骥。
狄骥在其《宪法论》一书中谈到社会规范时指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一切个人，都必须服从社会规范，他们只有在完成其“社会职能”
并且促进社会连带关系发展时，其行为才有价值，才受到法律的保护。
“社会规范对一切个人强加一种义务，要他竭力并尽量合作来维护社会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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