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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实状况在董仲舒看来，“今废先生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欤！”
鉴于此，他直言不讳地向汉武帝陈辞道：“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任何以严刑峻法以与德教结合、互补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务。
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14]
必须承认，董仲舒这里主张的道德教化，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那种空洞说教，而是具有实实在在的内容。
他虽曾经强调正其义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这是因为他认为只要具有完善的道德和高尚的情操，利便不谋而来，功便不计而成。
另一方面，董仲舒也承认，道德问题并不单单是一个伦理学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
他说：“大富则骄，大贫则忧。
忧者为盗，骄者为暴，此众人之情也”
，“各从其欲，欲无所穷，而俗得自恣，其势无极。
大人病不足于止，而小民赢瘠于下，则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
这一论点虽然与《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的结论相反，但其致思倾向则是极其相似的，他们都相信道德情操不是玄虚的，而是有着实在的物质基础。
只是董仲舒不相信富者必然拥有高尚的情操，贫者未必就甘于贫困，道德水准在人们中的差距的惟一原因只在于社会分配不公，在于富者益富而贫者愈贫。
那么，怎么办呢？于是董仲舒着意发挥孔子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观点，以为“圣人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
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
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
。
[15]将道德教化建立在均贫富的物质基础之上。
然而，怎样把握均贫富这个“度”
，董仲舒则没有更为详尽的论述。
董仲舒之所以强调甚至夸大道德教化对维护社会秩序的裨益作用以及认为法制在一定程度上的副作用，除了他的“明智”
之外，更直接的原因是他基于对秦王朝速亡教训的深沉思考。
他认为，秦王朝本欲建立万世一系的帝国而结果却迅速灭亡，主要是因为秦“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
诛名而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严者未必刑也。
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趋利为耻，又好用残酷之吏，赋敛无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之业，群盗并起。
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
。
[16]“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断以战伐为之者，此因《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
[17]应该说，董仲舒揭露的这些事实在秦王朝都确实存在，但由此而一概否认法制的实际功能，得出“大德而小刑”
的结论，则亦未免失之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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