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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母厚爱处，子多败，推爱也。
父薄爱教笞，子多善，用严也。
……故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
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
学者之言，皆曰轻刑，此乱亡之术也。
凡赏罚之必也者，劝禁也。
赏厚则所欲之得也疾，罚重则所恶之禁也急。
……是故欲治甚者其赏必厚矣，其恶乱甚者其罚必重矣。
……故曰：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
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于重刑！”
[10]连轻罚的效用都怀疑，遑论以德教治国？
在韩非一派思想家看来，由于人们在利益上的根本冲突，以及人类本然的劣根性，任何教育手段的作用都极为有限，治国的大道只是严刑峻法，一来使犯罪者伏罪，一来使未犯者惊惧。
然而，他们忘记了或者说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道理，即“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
连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严刑峻法呢？况且，正如孟德斯鸠所指出的那样：“经验告诉我们，在刑罚从轻的国家里，公民的精神受到轻刑的影响，正像其他国家受到严刑的影响一样。”
因为，如果在一个国家里，有什么不便的事情发生的话，一个暴戾的政府不想法执行旧有的法律去消弥它，而是设立新的残酷的刑罚，以便马上制止弊害。
但是因为政府的动力被用尽了，人们对严刑峻法在思想上也习惯了，正如对宽法轻刑也会习惯一样；当人们对轻刑的畏惧减少了，政府不久便不能不事事都用严刑。
结果，严刑峻法的实际效用便大大地减弱了。
基于此，孟德斯鸠告诫道：“一个明智的立法者就应当通过努力通过适度的刑罚与奖赏，通过和上述（该国公民的）性格相适应的哲学、道德与宗教的箴规，通过荣誉的法规的适当应用，通过羞辱性的刑罚，通过长时期的幸福和太平生活的享受，去教养人民。
而且，如果立法者怕人民的精神已经习惯于只有残酷的刑罚才能有所约束，较轻的刑罚已无济于事的话，立法者便要用一种缄默的做法，在不知不觉之间改进（我们应当注意：在人民的精神受到过度严峻刑罚的破坏的场合，这是一条适于实践的准则），在可以宽赦的特别案件中就宽减其刑罚，直到一切案件的刑罚都可以得到改变为止。”
[11]当我们遵循着这条原则反观董仲舒关于德教与刑罚问题的思考时，我们不难发现，董仲舒正是孟德斯鸠所说的那种“明智的立法者”
。
董仲舒之所以反复强调“大德而小刑”
，“厚其德而简其行”
，是因为他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观察，看到严刑峻法的作用极为有限，而礼义教化则完全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本性。
在他看来，人之本性虽是承天而来，但决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既有向善的可能，也有向恶的可能，关键在于后天的熏染与教化。
基于这种思考，董仲舒主张防微杜渐，及早培养民众的理想人格。
他指出：“凡百乱之源，皆出嫌疑纤微，以渐浸稍长至于大。
圣人章其疑者，别其微者，绝其纤者，不得嫌以蚤防之。”
[12]如此，就能使人克服物欲，抛弃邪念，而走向真正的善。
当然，物欲、情欲决不是依靠行政手段，发布一纸命令可以消除的，而只能利用礼义教化、移风易俗的方式加以引导，加以“度制”
，“使之度礼，目视正色，耳听正声，口食正味，身行正道。”
[13]使人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达到自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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