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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相倍藿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
《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
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7]承认好善求美是人类的本然之心，故而为政之要不在于滥施刑罚，而在于如何启导人类的这种本然之心。
而另外一些思想家如荀子、韩非等，基于致思的基本路向与孔孟判然有别，因而严重怀疑德教的实际效用。
荀子认为：“凡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
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
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
顺是，故**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
[8]虽然承认礼义教化对于改变人之恶性有一定的作用，但怀疑之情溢于言表。
在荀子的意识中，礼义教化的功能适用于士大夫以上的“君子”
，而对于“众庶百姓”
顽劣之民则无效，因而他提出：“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故天子朱衮衣冕，诸侯玄□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
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
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
[9]这虽然仍保存有传统儒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的意味，实际上其结论则必然是以法治国。
荀子以法治国的思想没有充分展开，但到了他最得意的两个门生韩非与李斯那里，则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发展到极致。
韩非认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根本利益相互直接冲突的基础上，二者之间没有丝毫调和余地，因而，任何说教都是空洞无力的，只有严刑重罚可以治国。
他说：“夫奸，必知则备，必诛则止；不知则肆，不诛则行。
夫陈轻货于幽隐，虽曾、史可疑也；悬百金于市，虽大盗不取也。
不知则曾、史可疑于幽隐，必知则大盗不取悬金于市。
故明主之治国也，众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
母之爱子也倍父，父令之行于子者十母；吏之于民无爱，令之行于民也万父母。
父母积爱而令穷，吏用严厉而民听从，严爱之策亦可决矣。
且父母之所以求于子也，动作则欲其安利也，行身则欲其远罪也；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
亲以厚爱关子于安利而不听，君以无爱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
明主知之，故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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