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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遵循或违反古代礼制的人和事，也非教条主义地对待之，而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宜。
董仲舒在谈到《春秋》的“经礼”
、“变礼”
时指出：“《春秋》有经礼，有变礼。
为如安性平心者，经礼也；至有于性虽不安于心，虽不平于道，无以易之，此变礼也。
是故昏礼不称主人，经礼也；辞穷无称，称主人，变理（礼）也。
天子三年然后称王，经礼也；有物故，则未三年而称王，变理（礼）也。
妇人无出境之事，经礼也；母为子娶妇、奔丧父母，变理（礼）也。
明乎经变之事，然后知轻重之分，可与适权矣。”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春秋》用辞带有很强的随意性，相反，《春秋》不论客观条件如何不同，其用辞都不致于违反既定的基本原则，“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
[45]总而言之，“《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仁人。”
[46]
（3）“《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
《春秋》为什么特别重视“元”
？这是《公羊》学者所竭力发挥的微言大义。
董仲舒说：“元者，始也，言本正也。”
本立而道生，“道，王道也。
王者，人之始也。
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
。
王代表天意而行事，反过来，其行为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天意的决定和选择。
王正，阴阳各得其位，“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
，灾异并生。
[47]所以，“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
故引史记，理往事，正是非，序王公。”
[48]
董仲舒虽然强调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但天之端也不是最终极的评判标准，在它之上还有一个“元”
。
他指出：“《春秋》之道，以元之深证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位，以诸侯之位正竟（境）内之治。
五者俱正而化大行”
。
[49]在董仲舒的政治模式中，君主拥有人世间至上的权威，但在君主之上尚有一个“天”
在冥冥之中左右着他，而天意的决定，一方面视君主的行事，另一方面取决于这一玄虚而不可理喻的“元”
。
就常识而言，董仲舒的元确实玄虚而不可理喻，但由此不禁使我们想起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
。
孟德斯鸠认为，在君主立宪政体下，君主就是一切政治的与民事的权力的泉源。
这样的国家由君主一个人单独依照基本法律进行管理，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只凭一个个人一时与反复无常的意志行事的话，那么这个国家便什么也不能固定，结果也就没有任何基本法律了。”
[50]因此，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原则，以制约在君主立宪政体下君主的任意行动。
董仲舒不可能有孟德斯鸠般的理性认识，但他无疑也看到，在高度极权的中央集权专制体制下，君主拥有人世间的至上权威，如果不进行一些必要的限制的话，君主仅凭个人的喜怒无常而任意行事，势必给国家带来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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