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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
[39]不过，实在说来，这种区分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批判，并未触及到本质上的内容。
董仲舒强调，“《春秋》之论事，莫重乎志。”
他解释说：“志为质，物为文，文著于质，质不居文，文安施质，质文两备然后礼成，文质偏行不得有我尔之名，俱不能备而偏行之，宁有质而天文。”
[40]
志即质，质即本质；物即文，文即现象。
在本质与现象之间，本质高于现象。
因而《春秋》对事物的价值评判，不是看其现象，而是看其本质。
例如中国古代丧法规定，大丧之后不过三年不得娶妻。
文公四十一月娶，按说合乎丧法，但《春秋》仍讥之，何以故？董仲舒认为，这件事很好理解，其根本原则是察其本质而不计其现象。
文公“娶必纳币，纳币三月在丧分，故谓之丧取”
。
用通俗的语言来说，文公之娶虽在三年之后，但决定即内心开始考虑娶和送交“彩礼”
等事依然在三年丧期之内，所以文公四十一月娶，从形式上不违反古代丧礼，因为已超过三年之丧，但在文公心里，在本质上则违反礼法，因而《春秋》予以严厉批评。
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指出：“形式是本质的。
本质是形式的。
不论怎样形式都是以本质为转移的”
。
这精辟地说明了形式与内容、本质与现象之间的不可分割性和相一致性，说明形式、现象终归为内容、本质所制约。
董仲舒当然未必在理性上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但透过他对《春秋》质、文的分析，无疑表明他具有这样一种朦胧的意识。
（2）“《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
董仲舒认为，《春秋》的微言大义主要体现在笔法的常辞与非常辞上。
他说：“《春秋》之好微与其贵志也。
《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
是故君杀贼讨则善而书其诛，若莫之讨则君不书葬而葬不复见矣。
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赋不复见以其宜灭绝也。”
[41]书与不书都有深刻的用意，远不是行文的要求，而是要表达一种主观性政治的目的。
“《春秋》之辞，有所谓贱者，有贱乎贱者，夫有贱乎贱者，则亦有贵乎贵者矣。”
[42]换言之，性质相类，但程度深浅不同的事件，在《春秋》的表现与评判中有明显的不同。
确实，《春秋》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视其具体情况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用辞，但这并不意味着《春秋》在用辞上有一套完整而凝固不变的规矩。
恰好相反，董仲舒认为，《春秋》的用辞非常讲究，但它决不是教条主义的处理，而是视其具体条件而灵活变通。
“《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
变用于变，常用于常。
各止其科，非相妨也。”
[43]不过，不论常，还是变，《春秋》之用辞都不是作者主观臆想的产物，而是看是否与历史事实相符，“得其处，则皆是也；失其处，则皆非也。”
[44]
在董仲舒的《春秋》学中，与常、变相接近的概念是经与权。
一般说来，《春秋》“辨品类，别嫌微，修本末”
，对于所记载的事件，事同则辞则，事异则辞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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