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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董仲舒也设想用一种特殊的分权方式来限制君主的行动。
问题是，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是从理性出发，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参与政权的具体要求；而董仲舒的分权说则是站在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的立场上，不可能看到人民的力量，也无法反映人民的呼声，而是用一种非理性的、宗教神学的方式，宣称世界的秩序、社会的存在、社会经济关系、君主的权力及其命运统统来自神秘而不可理喻的“元”
。
显然，董仲舒与孟德斯鸠的根本区别正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产物。
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还会详细讨论。
（4）所谓“六科六指”
与“十指”
董仲舒认为，治《春秋》学必须抓住根本，其根本即“六科六指”
与“十指”
。
抓住它，才能真正把握《春秋》大义，才能贯通其理以应万变。
他说：“《春秋》大义之所本耶，六者之科六者之指之谓也。
然后援天瑞，布流物而贯通其理，则事变散其辞矣。
故志得失之所从生，而后差贵贱之所始矣。
论罪源深浅定法诛，然后绝殊之分别矣。
立义定尊卑之序，而后君臣之职明矣。
载天下之贤，方表谦义之所在，则见复正焉耳。
幽隐不相逾，而近之则密矣。
而后万变之应无穷者，故可施其用于人而不悖其伦矣。
是以必明其统于施之宜。”
[51]
对于六科六旨，董仲舒未作进一步的阐述，但他曾著文指出，《春秋》所记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尽管“天下之大，事变之博，无不有也”
。
然概括而言，这“无不有”
之中，不外乎十大要指。
综合董仲舒的相关言论，十大要指的基本内容是：一是“举事变见有重”
，防微杜渐。
[52]当一个事情刚刚出现时，就应做到“观物之动而先觉其萌，绝乱塞害于将然而未形之时”
，此乃《春秋》之志，也是“其明之至矣。”
[53]二是当事情尚未发生之时，就能“审得失”
之所在，预见可能产生的后果而早防之。
三是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利用有利条件，改造至少避开不利条件，“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
，“则事之本正矣”
。
四是善于提纲挈领，抓主要矛盾，“强于弱枝，大本小末”
，分清轻重缓急，这样在政治上就能使“君臣之分明”
，社会秩序日趋稳定。
五是善于区别是非优劣，“别嫌疑，异同类”
，不同问题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
六是以贤、才作为衡定人物的标准，“论贤才之义，别所长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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