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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现存文献，我们知道，最早提出《春秋》之义的盖为孟子转述孔子的话。
孔子说：“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4]这个“义”
，有人认定是“《诗》三百篇上寓褒善贬恶的大义”
。
[5]这个说法的最初来源还是孟子，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6]确实，《诗》三百篇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广义的史，但史未必续诗而又本之于诗之义。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或许是有过“《诗》也，《书》也，《春秋》也，首尾为一书”
的历史阶段。
[7]在这个阶段，诗是史的真实记录和最形象的反映，诗人的性灵情志击发于时世之治乱盛衰，三百篇“本人情，该物理，可以验风俗之大盛衰，见政治之得失，其言温厚和平，长于讽谕。”
[8]诗三百篇的作者以史家之笔追踪挥洒，如实描绘了整整一个时代，笔底波澜写尽了人世间的疮痍，述说了人民的苦难，控诉了社会的不幸，表现了作者思想与情绪的历史存在和演化的轨迹，称之为一代“史诗”
，固然当之无愧。
问题是，从历史发展的序列看，孟子的话就缺少必要的依据。
诗与史几乎同时发生而且广义的史甚至可能较诗为早，说“诗亡而后《春秋》作”
就显然与历史真实相悖，而是孟子的主观想像。
顾颉刚指出：“孟子会说‘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但他自己是最不会‘论世’和‘逆志’的。
一部《诗经》，大部分是东周的诗，他却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
’‘戎狄是膺，荆舒是惩’，明明是颂僖公的诗，他却说成周公的事”
。
[9]梁启超也指出：“《诗》迄何年，实难定论。
惟《鲁颂·斲宫篇》‘周公之孙，庄公之子’其为僖公时的作品，更无可疑。
则三百篇中不乏春秋的作品，盖可推断”
。
[10]
而且，“夫《诗》有作诗者之心，而又有采诗、编诗者之心焉；有说诗者之义，而又有赋诗、引诗者之义焉。”
[11]换言之，《诗》三百篇，从纵的方面来说，代有新义；从横的方面来说，篇篇不同。
那么，孔子“窃取”
的诗义究竟是什么呢？
当然，孔子也曾说过：“《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12]于是，后来《诗小序》的作者竭尽穿凿附会之能事，为了尽量靠近孔子的权威性评论，不惜抛弃《诗》三百篇纯正无邪的审美意趣，而视《诗》为经，并持经学门户之见诠释《诗》的底蕴，声称《诗》三百篇是蕴含有强烈忧患意识的美刺之作。
过分夸大了《诗》的“兴观群怨”
的教化作用，其结果虽然把《诗》从文学的殿堂里拉了出来，而塞进了经学的樊笼，但却窒息了《诗》的文学生命，使那些生动明白、情趣盎然的诗篇竟然篇篇变成辞意晦涩、索然无味的论道说理之作。
然而，尽管如此煞费苦心，《诗小序》的作者在解释每篇诗义时，也并未能归纳出代表三百篇的统一之义。
真不知孔子作《春秋》所“窃取”
的《诗》义为哪篇？
不过，虽然我们不知，但孟子自信是知道的。
既然孟子认为《春秋》之义本之于《诗》，那么，欲明了《春秋》之义，似乎就不能不分析研究孟子的《诗》学。
《孟子》一书，直接引《诗》、论《诗》者，凡四十三见。
[13]除个别地方引《诗》的目的今天不甚明了外，一般说来，孟子喜欢引《诗》以表达自己对政治、社会、人生的见解，即以《诗》作为论证的依据。
孟子认为，《诗》的本义或许是描述某些具体的生活画面，但后人引《诗》，讲《诗》和论《诗》都不应该，事实上也根本不可能机械地、客观主义地处理，引《诗》、论《诗》者不可避免地要将个人的情感、社会对个人的影响有意而大部分是无意地施加于自己对《诗》的认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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