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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春秋》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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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的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到，董仲舒的致思倾向，每每以“《春秋》之义”
为依归，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春秋》之义到底是什么，它的内涵与外延究竟有哪些？
就本质而言，我们已经说过《春秋》是一部不太像样子的历史书，但它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却往往被视为哲理书。
这是《春秋》的特殊价值所在，也是董仲舒以及其他一些人之所以着意发挥《春秋》微言大义的奥妙所在。
董仲舒赞成子夏的所谓“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
的说法，认为“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所重也。
故或协穷失国擒杀于位一朝而至尔。
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岂徒除祸哉！
乃尧舜之德也。”
[1]鉴于此，董仲舒读《春秋》从来不在明了所记事实，而在理解其“所以然之故”
。
他说：“《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其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不可不察也。”
[2]不惟董仲舒如此，历代学者，特别是那些以改革时弊为己任的忧国忧民之士，他们往往从阐说《春秋》微言大义开始，宣传自己对宇宙、社会、人生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
不管他们阐说的具体内容有多么大的差异，据说他们所依据的都是《春秋》之义。
然而，对于《春秋》之义，人们几乎从来没有进行过历史考察而信以为真。
其实，假如我们不带任何门户之见或先入为主的观念去揣摩那一万余字的《春秋》，我们一定会感到《春秋》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寓有无穷的道理。
不错，不管《春秋》是由孔子手定，还是代有增删的集体之作，它都不能不表达创作者的某些主观意图和价值倾向。
而且，据说《春秋》作者知道之不行，乃从事著述，然又慑于所处政治环境的压力，有许多话不能痛快淋漓地表述，只好隐约其辞，寓褒贬于字里行间。
从《春秋》所记载的二百余年的历史事实分析，确实有详有略，有的地方秉笔直书，进行尖刻而犀利的揭露；而有的地方隐晦难读，似乎作者有某种无可名状的难言之苦。
特别是《春秋》，虽然“文约而法明”
，但由于“《春秋》之用辞，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
[3]随着时间的流逝，时代的间隔，不禁使读者感到文不通，句不顺，但又总不愿怀疑像《春秋》这样的名著，会是一种“拆烂污”
的东西，因而甚至相信，可能正是这种文不通、句不顺，才是《春秋》最为高明的地方，可能其中正好蘊含着《春秋》的义法和作书原则。
不过，问題仍不在这里。
问題在于，《春秋》的本义是什么，历代学者所归纳、概括、弘扬的《春秋》之义又是什么，它们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
又有人说，一切历史都可以归结为思想史。
确实，在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是一门主观性最強的学问。
真正的历史思考，必须充分考虑到思考者自身的历史性。
只有这样，才能在对象中看到自己也是其组成部分，从而真正理解对象又理解自身。
因此，真正的历史对象就是历史思考者与思考对象二者的统一。
在这里既有历史的现实性又有理解的现实性。
然而，在通常的历史研究中，人们每每忽略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将认识对象主体化。
其实，在人类社会中，任何个人都是建立在一种普遍联系的环节上，他可以不受个别人思想的影响，却不能不受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生产、生活状况的制约，这些制约积淀到他的思想中，经过加工与消化，又必然是有意或无意地施之于他的研究对象——客体上。
在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历史真相是一回事，所谓历史上人们对历史真相的认识又是另外一回事。
《春秋》本身并没有暗示我们所谓《春秋》之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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