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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春秋》始于隐公，是由于史料所限，隐公之前，或史料不全，或所见、所闻、所传闻相互冲突，无法甄别。
而终于哀公，表明这段历史已相当完整，自成段落，并无深意。
综上所述，《公羊传》提出的所见、所闻、所传闻的三世说，仅是时间上的一种相对划分，类如今日历史学中的古代、近代和现代。
这种历史分期法当然能够表达一定的史学观念，但其根本目的只能是便于对历史的理解，在这一点上，董仲舒与《公羊》的见解并无太大区别。
他指出，《春秋》所记十二世分为三等。
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
由下向上推，哀、定、昭为《春秋》作者耳闻目睹的所见之世，所记载的这期间的事件由于牵涉到许多敏感现实问题，因而只能“微其辞”
；襄、成、文、宣为《春秋》作者所闻之世，距现实稍远，但不是毫无瓜葛，因而《春秋》作者只能“痛其祸”
，尚不能无所顾及直抒己见；僖、闵、庄、桓、隐五世为《春秋》作者所传闻之世，距离现实最远，因而作者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倾向，“杀其思”
。
[4]
董仲舒对三世说的解析与评论，原则上与《公羊传》并无太大区别，但他对《春秋》作者心理的揣测，为后来者发挥《春秋》的微言大义留下了契机。
不过，董仲舒本人对《春秋》的评论，相当准确地看到了中国历史学的基本特征，即离现实越近的历史事件或人物，在历史学著作中越难给予客观的描述与评价，即使作者无心曲笔，但其价值取向每每受到现实政治的深刻影响。
董仲舒对三世说的解析，实际上是在讨论历史研究中的主体如何认识、把握客体的问题。
可以相信，董仲舒的三世说并没有多么复杂、神秘的义理但也不可否认其说对后来者影响甚巨。
东汉何休据此托为三世之说，实际上是从董仲舒的思想中推出历史发展的三大阶段，是董仲舒“历史重建”
努力的进一步延伸，当然也合乎董仲舒思想的逻辑发展。
何休说：“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输，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
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晋侯会狄于攒函，襄二十三年，邾娄鼻我来奔；是也。
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讥二名。
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是也。”
[5]如果仅从对《春秋》笔法、凡例的分析，何休的见解比董仲舒有所加详，个别见解或许合于《春秋》作者本意。
但何休于此提出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即将《春秋》十二世划分为三个依次更替的历史时期，那就是衰乱期、升平期和太平期。
衰乱、升平、太平三世的划分不见于董仲舒的著作，这是何休的创造。
但何休的这种划分并不合乎《春秋》所记的历史事实，而是何休头脑中的理念演绎。
《春秋》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时值公元前722年，而周平王东迁在公元前770年。
平王东迁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不仅标志着周王室从此已失去对诸侯的统治能力，而且标志着中国社会的结构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陪臣执国命”
等等都是这种衰变的象征。
因此，如果以何休的历史观和价值标准来考量，《春秋》所载二百余年之间只见衰乱，何来升平与太平。
因此，有人明确指出，何休“三世之时期定，而《春秋》之义滞；三世之条例多，而《公羊》之蔽深。
以何较董，愈后而愈详，愈详而愈乖。”
[6]
何休三世说是对董仲舒思想的重大发展，但三世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不断演进的关系，何休并没有明说，他只是凭自己的判断将《春秋》所记的历史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没有设计由衰乱入升平，由升平入太平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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