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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题。
[2]在他的脑海里，凡古皆好，“《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
是故虽有巧手，弗修规矩不能正方圆；虽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虽有知心，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
先王之遗道，乃现实政治之规矩、之六律，是法定的原则，不可更改、只能遵行的规律。
“故圣人法天，贤人法圣，此其大数也。
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
由此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所闻天下无二道，故圣人异治同理也，古今通达，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
[3]因此，董仲舒思想概念中的改制、更化，说到底都不过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往古的复归，是寻求那暂时失却的圣人治世之道。
要复归往古，必须了解往古，解释往古，对自往古以来的全部历史有一个全新的解释，用现代语言来描述，即对历史的“重建”
功夫。
董仲舒基于其思想体系的“内在理路”
，必然要对至当时为止的全部历史进行通盘梳理，提出一种全新的、至少是合乎其思想体系要求的新解释。
概言之，即“三世说”
与“三统说”
。
三世说不始于董仲舒，《春秋公羊传》中已有三世说的萌芽形式，只是较为简单，没有那么多复杂、神秘的意味。
《公羊传》隐公元年在解释“公子益师卒”
一条为什么不记载具体日期时仅说：“远也。
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换言之，公子益师卒的具体日期仅仅由于时代久远，史阙有间，加上所见、所闻、所传闻的相关史料各有各的说法，因而《春秋》作者略而不记，宁缺勿误，以免以讹传讹。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春秋》作者谨严、求实的学风，很难说其中蕴含有什么深意。
当然，按《春秋》体例，大夫之卒必记其具体日期，但由于上述原因，隐公的大夫就有三人未记具体卒日。
此类情况只可能看作是《春秋》的变例。
《公羊传》于此似乎也未深究。
桓公二年，《春秋经》说：“公会齐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
《公羊传》于此问道：“内在恶讳，此其目言之何？远也。
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隐亦远矣，曷为为隐讳？隐贤而桓贱也。”
《公羊传》怀疑，按照《春秋》通例，时远则辞显，时近则辞微。
隐、桓之世如此久远，此处为何闪烁其辞，而不直抒己见，褒善贬善。
《公羊传》作者猜测，这可能是为了为贤者讳。
《春秋》记事，始于隐公元年，终于哀公十四年。
这种断代方法是否含有深意，似乎有人感到困惑。
《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解释道：“《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
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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