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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之审于是非也，犹绳之审于曲直也。
诘之名实，观其离合，则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谰已。”
[6]也就是说，名实的审定与辨别，决非小事，而是《春秋》学说的基本原则之一。
仅就性与情的审定与辨别而言，董仲舒认为有助于教化的推行与开展，“暝者，待觉教之然后善，当其未觉，可谓有善质，而不可谓善”
。
人的本然之性可能存在着孟子的所谓善端，但能否真正启发出来，使人人都达到善的境界，只能有待于后天的教育。
“性如茧，如卵，待覆而为雏，茧得缫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
此之谓真天。
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
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
今按其真质而谓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
万民之性荀已善，则王者受命尚何任矣？”
[7]复杂的逻辑证明得出如此简单的道理，即从对人类生命的终极关怀而言，君主极权政体也是必要的，因为人们真想达到善的境界，使生命本体活泼流畅而又不违背起码的社会规则和行为规范，还有待于君主（王）承天意而教化之。
天生君主，就是为了教化这些无量多的瞑民的。
由此看来，董仲舒糅合阴阳五行与《春秋公羊》学说而建立的正名理论，其根本目的不外乎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必要性进行逻辑证立。
他的正名理论在形式上借助阴阳五行的观念说明名实之间的误解可能带来的后果，而实质上是要“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
[8]
董仲舒指出，名分观念是《春秋》本身所具有的，因而据此“得一端而博达之观，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视其温辞可以知其塞怨，是故于外道而不显于内，讳而在隐，于尊亦然，于贤亦然，此其别内外，差贤不肖而等尊卑也，义不讪上，智不危身，故远者以义，讳近者以智，畏畏与义兼，则世愈近而言愈谨矣。”
[9]
明尊卑，异贵贱，是东方专制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和基本特征，但是，董仲舒并未从世俗的立场来论证这种尊卑有别的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何以产生的社会根源，而是依据一部《春秋》所蕴含的微言大义即正名观念，从自然界的绝对规律即阴阳运行之道来论证这种不平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他说他从《春秋》的字里行间所看到的，只是“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也；亦知其贵贵而贱贱，重重而轻轻也；有（又）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恶恶也；有知其阳阳而阴阴，白白而黑黑也。
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美矣。”
[10]如果从阶级的观点来分析，我们当然难以赞同董仲舒的这些意见。
他不仅不承认这种不平等的等级制度产生的不合理性，相反地，他认为这种不平等是尽善尽美的，正是这种不平等才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平衡与合理，因此，这种不平等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的。
卑贱者天生是为了陪衬高贵者，穷人天生是为了映衬出富人。
“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
[11]一语道破董仲舒《春秋公羊》学名分思想的真实目的。
中世纪这种不平等既然是合理的，那么，人们就应当遵循它、维护它。
在这方面，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构造者，董仲舒可谓殚精竭虑，不遗余力。
他明确告诉君主，在尊重这种不平等事实的前提下的正名，是维护政治统治得以长治久安的必要手段，也是处理好日常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
他说：“谓一元者，大始也。
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有之所轻，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
名之正，兴五世五传之外美恶乃形，可谓得其真矣。”
[12]
其实，所谓正名思想，在中国一开始发生就属于社会政治伦理生活方面的一种逻辑思想表现。
中国古典思想家一般都认为，要维持合理的政治伦理生活，就必须有名实相当的思维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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