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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古代许多政治家、理论家总是把正名治国放在一切政治生活和政治理论的首要位置。
孔子的正名思想，除个别论述属于对自然、社会和一般事物的客观历史观察的正形名的逻辑学意义之外，主要的则属于主观政治伦理方面的实践法则问题。
《庄子》所谓《春秋》以道名分的说法，不仅较为准确地揭示了《春秋》一书的实在意义，而且准确地说明了孔子的正名着重在等级制度和伦理制度，不具有一般逻辑学的意义。
董仲舒的正名思想在逻辑展开和论证程序方面，显然吸收了先秦名家和荀子的思想方法，因而其结论虽然每每不易为我们所接受，但总能自圆其说，自成一家之言。
不过，其思想渊源除先秦名家和荀学外，董仲舒的正名思想显然更多地来自孔子的具有政治伦理意义的部分内容。
他所强调的定名分、治纲纪、正理平治以及明贵贱、别善恶等等以政治伦理为基础的价值判断问题，实质上是孔子正名思想消极成分的恶性发展。
他强调正名，但并不是论证名实统一的逻辑问题，而是将一切善恶、是非、正误的判断都归结为名号。
而名号的正误，又取之于不可知、不可言，木可思议、不可理喻的阴阳天地。
如此这般，则谓之“达天意”
。
而“天不言，使人发其意”
。
于是乎，逻辑的结论就是：“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
故号为天子者，宜事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号为诸侯者，宜谨视所侯，奉之天子也；号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礼义，使善大于匹夫之义，足以化也。
士者，事也；民者，瞑也。”
[13]复杂而神秘的推理，最终导出简单而反理性的结论，即人们必须一切听命于天子，因为天子代表着天意。
逻辑的证立毕竟仅仅是理论层面的东西，说到底，它对现实的效用十分有限。
最大的困难在于，人们可以在行动上听从专制君主发号施令，行动化一，但在思想上则难以自我约束，难以统一意志。
董仲舒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不能统一意志，就不能有效地维护君主专制的大一统政治局面的稳定。
为此，董仲舒从《春秋公羊》学的理论引申发挥，主张在中央集权统治下，不仅政治上要统一，行动上要一致，而且在观念上、意识上也要整齐划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自有其哲学依据，是其思想发展的必然归趣。
[1]《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2]《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3]《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4]《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5]《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6]《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7]《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8]《汉书·董仲舒传》。
[9]《春秋繁露·楚庄王》。
[10]《春秋繁露·楚庄王》。
[11]《春秋繁露·玉杯》：
[12]《春秋繁露·玉英》：
[13]《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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