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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下质于禽兽之所为，故曰性已善。
吾上质于圣人之所善，故谓性未善。”
[3]显然，争论的焦点在于衡量性善与未善的标准不同，孟子以为优于禽兽者即可谓之性善，而董仲舒认为，这样的标准未免太简单了些，太低些。
他反问孟子：你老先生的所谓性善，质之于圣人之性如何？
当然，董仲舒并非故意要和能言善辩的孟子进行辩论，他的目的主要在于说明性的多层次性，也即在于说明性之名与性之实之间的区别。
他说：“桩众恶于内，弗使得发于外者，心也。
故心之为名，桩也。
人之受气苟无恶者，心何桩哉？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诚。
人之诚，有贪有仁。
仁贪之气，两在于身。
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
天有阴阳禁，身有情欲桩，与天道一也。”
“身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
。
[4]简言之，董仲舒认为，从名实的角度来观察，性的多层次性至少应体现在阴阳两个方面，或者说，至少应当区别性与情两个概念，不可把本来属于情的内容归纳在性的范畴之中。
举例来说，董仲舒认为，“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
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
善与米，人之所继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也。
天之所为有所至而止，止之内谓之天性，止之外谓之人事。
事在性外而性不得不成德。
民之号，取之瞑也，使性而已。”
[5]这个比喻和后来王充、范缜的形神之喻的逻辑规则极其相似，虽然他们所谈的问题并不是一回事。
董仲舒试图说明，性对于人来说是本然的属性，而善否则有待于后天的养成。
因此，在他看来，弄清性、情之别就不是无意义的玩弄名词，而是和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密切相关。
据董仲舒自己说，他的这种认识来自《春秋》的启示，“《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
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未。
……圣人之谨于正名如此”
。
“名生于真。
非其真，弗以为名。
名者，圣人之所以真物也。
名之为言真也。
故凡百讥有黜黑者，各反其真，则黜黜者还昭昭耳。
欲审曲直，莫如引绳。
欲审是非，莫如引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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