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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到了汉初，这种情况依然存在。
汉丞相张苍著《终始五德传》“历谱五德”
；[13]鲁人公孙臣称“汉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
[14]似乎都未将阴阳与五行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真正将阴阳与五行相配合，完成其体系构造的仍是董仲舒。
按照他的设计，“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
，“比相生而间相胜也。”
[15]从时间、空间和气的结合完成阴阳五行的宇宙图式，真正将阴阳与五行一体化。
董仲舒之所以将阴阳五行合一，决非其最终目的，他的真实目的是要将阴阳五行学说与《春秋公羊》学合流，重建一全新的理论体系，以满足西汉皇权政治的需求。
换言之，董仲舒的《公羊》学已非先前之旧，而是为现实的需要，吸收了一些阴阳五行的说法。
“《春秋繁露》中《五行相胜》篇据五行相胜之义，推《春秋》某灾为某事之应，汉儒说《春秋》者多用之，然《春秋传》中遇灾异，每曰何以书？记灾也。
何以书？记异也。
不言某灾应某事，致某祸，如何与五行相胜合，则董生之说，非《公羊》家所本有者矣。
又，战国之世，孟、荀大儒皆不言五行灾异之应，则独非为《公羊》家所无，亦儒者所不道也。”
[16]显而易见，正是董仲舒真正使阴阳五行与《公羊》学合流。
董仲舒认为，儒家六经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每部经典各有分工和所用，而只有《春秋》具有总纲性的意义。
“《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
，不可或缺。
《诗》言志，故长于本质的剖析；《礼》主要规定人们形式（文）；《乐》主要用来陶冶人们的思想情操，其所长在于讽谏规劝；《书》作为古代档案文件，其所重在于对事实的清理与陈述上；《易》主要论述了自然界的现象以及自然和人之间的关系，故长于数的分析。
而“《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
[17]要言之，董仲舒将《春秋》视为儒家思想体系的主干，因而将之作为政治、哲学教科书而不是作为历史书来研究。
站在宗教神学的立场上，董仲舒强调指出，君主的政治欲求，不是凭个人一己所好，而是要求之于天即仿之于自然。
他认为，君主行为处世的这一根本原则是儒家精神，也是《春秋》政治论的最起码的要求。
他说：“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
正次王，王次春。
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
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
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
[18]
应该说明，董仲舒这里的“天”
，虽然带有“上帝”
（God）的浓厚神学气味，但仔细考量，也不难觉察其根本不过是神化了的自然而已。
而且，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天对天子的基本要求，每每表现出来的，不过是博爱众生，施仁政、行礼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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