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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看到，董仲舒立足于《公羊》学的立场对阴阳五行学说的吸收，实际上是囿于汉代宗教神学的文化氛围，顽强地继承原始儒家的人文主义传统，曲折地表达了儒家伦理对人类生命的终极关怀。
在对君主行为范式的设计中，董仲舒强调，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绝对规律在于阴阳二气的矛盾运动。
阳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阴是次要方面，但不论是主要方面还是次要方面，二者都是必要方面，既是矛盾运动中不可缺少的，又是可以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的。
他指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
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
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
以此见天任德不任刑也。”
[19]在这里，董仲舒引进阴阳概念以表述天的两大特征，其意在于告诫君主，在复杂的政治生活中，任何偏激都无补于治，政治路线的最佳选择在于依据儒家的中庸原则，以阳（德）为主，以阴（刑）为辅，阴阳合济合用。
因为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极其复杂的系统，在这一系统的某一时刻或某一方面，君主可以采取刑杀的手段，但刑杀决不是目的，而只有天下大治、人民富庶、国家强盛才是君主的根本追求，因此，在更多的时刻或更多的方面，君主应该采用教化养育的手段。
应当承认，董仲舒这些杂糅阴阳学说的《公羊》学理论，既克服了早期儒家一味重视德教，盲目反对刑杀的仁政主张，又克服法家与刑名之学只知用民，不知恤民，一味妄杀的野蛮政策。
更为重要的是，董仲舒这一理论只有建立在对历史主体——人的价值的充分尊重上才有可能实现。
[1]参阅马勇：《邹衍与阴阳五行学说》，《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6期。
[2]《史记·孟荀列传》。
[3]《史记·封禅书》。
[4]《后汉书·刘瑜传》注引。
[5]《列子·汤问》张湛注。
[6]《史记·孟荀列传》集解引刘向《别录》。
[7]《文选·魏都赋》注引《别录》。
[8]《文选·魏都赋》注引《别录》。
[9]《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10]《史记·孟荀列传》。
[11]《汉书·郊祀志》。
[12]《史记·秦始皇本纪》。
[13]《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及索隐案。
[14]《史记·历书》。
[15]《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16]徐哲东：《公羊榷论·董学》。
[17]《春秋繁露·玉杯》。
[18]《汉书·董仲舒传》。
[19]《汉书·董仲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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