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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羊》学在汉代异军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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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传至汉代，据说至少有五种不同的记录和解说，即《公羊》、《谷梁》、《左氏》、《邹氏》和《夹氏》。
五家之中，“《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1]实际上，有影响的也仅是另外三家。
关于《谷梁》、《左氏》的情况，我们在此无意讨论。
[2]而关于《公羊传》的传授情况，一般认为由孔子高足子夏传其弟子齐人公羊高，公羊高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在公羊氏家族内部传授，到西汉景帝时，由公羊高四世孙公羊寿与寿之弟子齐人胡毋生著于竹帛。
后由胡毋生、董仲舒等人的共同努力，使《公羊》学成为两汉时期的显学。
确实，在儒术独尊之前，《春秋》学包括《公羊》学只不过是作为百家之一而存在，只是到了儒术独尊之后，《公羊》学的地位才凸显出来。
然而《公羊》学地位在汉代的变迁，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欲明了其变迁的真实意义，必须将其放到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
我们知道，汉代《春秋》学的变迁，是遵循着一条由《公羊》学到《谷梁》学，再由《谷梁》学到《左氏》学，最后到《春秋》诸家合流的过程，它前后经历了约三百年的时间。
这一方面是汉代统治思想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诸多因素的交互影响及互动作用。
这些外在条件，表现在《公羊》学地位的变动方面，概括而言，有如下诸端：首先，汉代《春秋》诸家的此伏彼起与当时的政治生活密切相关，连续不断地社会危机需要不断寻求更合乎社会需要的新统治学说，以取代旧的学说。
《春秋公羊》学在原始儒学的基础上糅合阴阳五行学说，提出诸如大一统、正名分、别尊卑等一系列政治主张，它适应了当时专制主义皇权政治的需要，对于解决文景以来诸侯王尾大不掉、危及中央政权，以及调整和稳定社会秩序显然具有实际作用。
于是乎，随着儒术独尊，《春秋公羊》学轻而易举地登上统治学说的宝座。
其次，把《公羊》学地位的变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考察，它也决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的地位的任何变动都或多或少体现了当时学风、民风和整个社会风气的变动趋势。
从文风上说，由《公羊》到《谷梁》，再到《左传》的嬗递过程，正是一个由预言假设逐步走向实证的过程。
这个过程正与汉代诗赋以及其他文学形式的变化在实质上起着一种互动作用。
汉武时代，词赋文章大兴，但“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
。
[3]美者，歌功颂德；刺者，讽刺谏诤。
这种基于专制主义制度而产生的文学特色，在表现手法上显然与《公羊》学者借《春秋》“微言大义”
以褒善贬恶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许与《公羊》学的这种为文风气有互助互动作用。
公孙弘治《公羊》位为丞相列侯，这个事实本身在文人学士中引起的震动不啻是一声春雷，故而“天下学士靡然风向矣。”
[4]不论这些文学士是否真正信服《公羊》学的理论，但《公羊》学的实用功利以及思想表现手法的灵活性不能不对当时的文风起到某种程度的促进作用。
反过来，这种影响又会促使《公羊》学地位的变动。
再次，《公羊》学异军突起与汉代文化的区域分布以各个文化区域及其代表的人物在中央政权中势力变迁不无关系。
由于中国地理环境的封闭性构造，不仅先秦文化表现出巨大的区域性特色，即使在秦汉统一王朝的版图里，中国文化的区域性特征依然存在。
这些区域文化一方面相互吸收和融合，另一方面又相互攻击和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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