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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记载鲁国历史的内容，来体现尊奉和维护周王朝统治的精神。
根据这一原则，孔子又制定了常事不书，详内略外的办法，即所记之事，必须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足以稽考时事之变迁者。
如果事情与大局无关，虽大不书；而重点所在，虽小必记。
其实，这个传统的论断大可怀疑。
所谓《春秋》笔法、《春秋》义例，只是已然的事实，而决不是《春秋》作者在作《春秋》之前，先定若干书法凡例，而后据之为标准以作《春秋》；更非杜预所说，“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
[77]朱彝尊指出：“以例说《春秋》，自汉儒始。”
[78]汉儒之前，未曾有人说《春秋》之例，汉代学者尤其是《公羊》学者、《谷梁》学者为了揭示《春秋》的“微言大义”
，必于《春秋》文字中求《春秋》之“义”
；而要求《春秋》之“义”
，又必须“属辞比事”
，以寻绎《春秋》书法之异同，而发现所以同异之点，此即所谓“例”
。
这正如洪兴祖指出的那样：“《春秋》本无例，学者因行事之迹以求例；犹天本无度，治历者引周天之数以为度也。”
[79]
所谓“属辞比事”
，就是讲究辞句的运用和史料的选择与编排，力求用简单明了的字词区分不同的事态。
颜师古说：“比，以例相况也。”
[80]这是汉代学者的发明，他们就《春秋》经文、书法之大同小异者，或事似相同而书法则有异者，以相比况，从而发现《春秋》之微言大义。
例如，《春秋》同样写战争，就有伐、侵、战、围、入、灭、救、取、败等不同字眼，它们必然表达不同深度、不同情感的含义：声罪致讨曰伐，潜师掠境曰侵，两兵相接曰战，环其城邑曰围，造其国都曰入，毁其宗庙社稷曰灭。
同样杀人，也有杀、诛、弑等区别：杀无罪者曰杀，杀有罪者曰诛，下杀上者曰弑。
汉代今文学者们认为，这些用字的差异，实质上反映了《春秋》作者的政治态度、立场和主观好恶。
应该承认，《春秋》所体现的主观好恶是比较明显的。
但它决不像后代学者所夸张的那样。
一部《春秋》，从整体上看，基本遵循了秉笔直书的原则，开启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然而，由于“作现代史，难于褒贬予夺。”
[81]加上《春秋》作者主观意图就在于“举十二公行事，绳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法”
，[82]构造儒家经世致用的政治哲学。
因此，《春秋》许多记载只能隐约其辞，尤其对距作者时代最近的定、哀之际的历史事件，更是“多微辞”
。
[83]其原因很简单。
“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贬忌讳之辞也。”
[84]“《春秋》所褒贬大人，当时君臣权威势力，其事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
[85]
孔子之后，儒学发生了重大分化，“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86]至于子贡、曾子、有若、子游、子夏等人也有别立门户的现象，据说，“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
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
或曰，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
曾子曰：“不可。
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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