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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查史事可知，鲁庄公以三十二年八月薨，子般立；十月，共仲使图人荦弑子般，立闵公，翌年为滑公元年。
二年八月，共仲又使人弑公。
是滑公在位仅二年。
据此“事短，不足成卷并合之”
的推测较之“子未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的臆测可能更接近事实。
如果仅仅由于滑公篇是否系于庄公之下而造成两种不同的《春秋》经，那么，应该说所谓今古文之争显然是夸大其辞了。
问题还不止这些。
今存《左传》所附《春秋经》止于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丘卒。
而《公羊》、《谷梁》所据的本子止于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
前面说过，在孔子时代，《春秋经》并无定本，而后也代有增删，即使在西汉以后，《春秋经》文也时有传写脱漏。
董仲舒说，“《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
[69]曹魏时人张晏则说：“《春秋》万八千字。”
[70]《春秋说》同之。
[71]而南宋初人王观国却说，“今世所传《春秋经》，一万六千五百余字。”
[72]同时代人李焘说：“张晏云《春秋》万八千字，误也。
今细数之，更缺一千四百二十八字。”
[73]据《十三经纪字》，依乾隆甲寅刻本，《春秋》为16512字。
凡此种种，足以说明《春秋》一直存在几种本子。
特别是在印刷术出现之前，将这些差异一概归于今古文之争，显然是一种简单的分析方法。
我们不能轻信任何一种本子，更不能仅凭感情而怀疑某一种本子，有的学者先入为主地树立《春秋》为孔子手定的观点，因而对《左传》所附经文记有“孔丘卒”
，大惑不解，继而断言：“孔丘既卒，岂复能书此？孔子未卒时，岂能预知己之必卒于此日耶？是古文经之可信，不如今文经也。”
[74]貌似实事求是，殊不知前提是《春秋》非孔莫属。
罗根泽曾“遍考周秦古书，参以后人议论，知离事言理之私家著作始于战国，前此无有也。”
[75]何止“离事言理”
之书，即使《春秋》也是如此。
明确提出“六经皆史”
的章学诚说：“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尚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76]《春秋》为先王政典，未必是真，《春秋》非私人著述，可能为是。
但作为一部最早的编年史，它必然形成一定的编写方法或表现形式，用中国史学史上的术语来说即所谓“《春秋》笔法”
。
从形式上看，《春秋》对春秋二百多年间的史事记载若继若续，作者选择自己认为重要和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和自然变异、自然灾害等现象，以年、时、月、日的序列把它们串到一起，但每一条记载都是孤立的，相互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
由于全书仅一万余字，因而《春秋》对事件的记载相当简单甚至不能再简单了，有的事件只有一个字，最长的也不过四十余字。
《春秋》行文口气以鲁国为主，故而记载鲁国的历史特详。
但凡涉及列国之事亦均有记载，如列国间的朝聘、会盟与战争。
《春秋》对后来历史学的发展影响很大，比如过分重视统治阶层中少数人物的历史活动，而忽视甚至根本不重视一般民众的作用；《春秋》也和后来的正史一样，于政治斗争、军事活动比较重视，而对经济、文化则很少记载。
传统的意见认为，孔子在笔削《春秋》时，是有着自己的义例和原则，这些原则就是“据鲁”
、“亲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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