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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钱玄同明说，孔子作《春秋》的话是孟子所伪造的，不是史实。
他的理由是，像作《春秋》“这样的大事业，《论语》中找不出一点材料来，不是极可疑的吗！”
[61]即使把它视为历史，那么它也不过是鲁国的“断烂朝报”
，不但无所谓“微言大义”
等等，并且是没有组织，没有体例，不成东西的史料而已。
“孔丘底著作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虽不能知道，但以他老人家那样的学问才具，似乎不至于做出这样一部不成东西的历史来。”
[62]
钱玄同的意见于事于理都有漏洞[63]，故而难免有疑古太过之嫌。
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适时地整理保存了古代文化遗产，他博学多闻，见多识广，说他整理过《六经》也是先秦两汉学者的一致看法，要否定孔子与《春秋》之间的关系恐怕是不科学的。
但是，孔子做学问的一个重要特点正如夫子自道在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
[64]所以，说他老人家在怀才不遇，“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
的时候，“思存前圣之业”
，退而著述，“因史记作《春秋》”
，想必与事实相差不大。
这项工作只是将现存档案整理一过，将有关事件系年，因此，说他作《春秋》为使乱臣贼子惧，似乎也太夸大了它的作用。
当然，即使是选编一本书，也不能不寓有选编者的主观意图。
而且《春秋》也和先秦时留下的其他著述一样，决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代代相传，代有增删。
因此，在《左传》所依据的《春秋》中才会书有“夏四月巳丑，孔子卒”
这类令人生疑的说法。
这样说并不否认孔子曾一度整理过《春秋》，或许也像有人推测的那样，“孔丘用过《鲁春秋》教授过弟子”
。
[65]但在孔丘的生前，《鲁春秋》并无定本。
现存的《春秋》经文没有单行本而分别系于《公羊》、《谷梁》、《左传》之前。
但在古代，《春秋》经确曾单行且有不同的本子。
《汉书·艺文志》著录《春秋古经》12篇，《春秋经》11卷。
表明是时《春秋经》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本子且卷数有异。
班固在《春秋经》11卷下自注：“《公羊》、《谷梁》二家”
。
这是否可以说只有《公羊》、《谷梁》才是依据《春秋经》11卷的呢？显然不能这样说。
据《艺文志》著录，除齐人公羊子《公羊传》11卷、鲁人谷梁子《谷梁传》11卷之外，尚有《邹氏传》11卷、有录无书的《夹氏传》11卷、《公羊颜氏记》11篇。
周予同以为“所谓《古经》，就是古文本的《春秋经》，也就是《左氏传》所根据的古文经；所谓《经》，就是今文本的《春秋经》，也就是《公羊传》及《谷梁传》所根据的今文经。”
[66]这个说法本之钱大昕。
钱大昕说：“汉儒传《春秋》者以《左氏》为古文，《公羊》、《谷梁》为今文，称《古经》则共知其为《左氏》矣。”
那么，为什么《春秋古经》12篇，而《汉书·艺文志》著录《左氏传》30卷呢？钱大昕推测为：“《左氏经》传本各单行，故别有《左氏传》。”
[67]对这两种本子分卷不同，学者进行了种种猜测。
沈钦韩以为，《公羊》、《谷梁》“二家经合闵公于庄公，故十一卷。
彼师当缘闵公事短，不足成卷，并合之耳。”
但是何休则认为：“系《闵公篇》于庄公下者，子未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对此，王先谦批评道：“其先俗师未见古文，或分或合，犹可言也，休已见古文，不当为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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