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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在孔子之后发生严重分化是一种必然趋势。
大凡显赫一时的思想家在其身后莫不如此，因为思想的解说原本没有固定的模式。
思想的继承更视后来者所处时代的社会需要以及继承者个人的才、学、识诸方面的主客观因素。
何况“孔子教人，各因其材”
，[88]参照学生的能力和特点，因材施教。
而且孔子的教学，最能结合受教育者的特点及当时的具体环境而联系实际。
因此，孔子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往往因为提问者的情况不同、回答的时间、地点不同而结论相异。
如关于“仁”
的解说，《论语》中凡见109次而绝少相同。
所以，儒学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在孔子生前，孔门内部矛盾即露端倪。
至于孔子死后，没有任何一个弟子能起而代之，一部分弟子如子夏、子张、子游虽曾企图推出有若作为“盟主”
，但由于曾子的反对也只好不了了之。
而曾子由于与子张、子夏有深刻的意见分歧，[89]再加上他本来就具有一种“战战兢兢”
严守孔门遗规而绝不自标宗旨的慎重态度，故而也难以举起孔门“帅旗”
。
在孔门后学中，无一人具有统领整个学派之资格，因此“取舍相反不同”
而又都自谓为真孔子、真儒学。
其实，认真考查他们的思想内容和发展线索，不难发现他们几乎都在假借圣人的旗号而兜售自己的货色，他们之间除了相互攻击、辩难外，也有相互吸收和改造的一面。
儒学在孔子之后所发生的分化必然反映在对待儒家的重要经典——《春秋》的态度上。
孔子晚年，取鲁国《春秋》参照百国史书，选择自己以为有价值有意义的春秋二百余年间的史事记于竹简，作为授课提纲以教弟子。
但由于弟子们的才、学、识的不同，或者孔子在不同场合的侧重点不同，因而出现不同的讲课记录。
这些不同的记录，现存的惟《公羊》、《谷梁》、《左传》三种本子。
其实，在当时决不止于此。
“获麟成编，西河能传旧史。
当时环堵之士，遁世之徒，崎岖戎马之间，展转纵横之际，惜年代绵邈，姓氏湮沦；如《公羊》有沈子、司马子、北宫子、鲁子、高子六人，《谷梁》有沈子、尸子二人，皆独抱遗经，有功于后学者。”
[90]据周予同先生考证，沈子、司马子、北宫子、鲁子、高子“六子盖皆传授《公羊》之经师，其详今已不能考见。”
[91]至于沈子、尸子又当为《谷梁》之传人。
年代久远，史阙有间，古之学《春秋》而又可考者有如下诸人：
子夏。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
。
“孔子既没，子夏居河西教授，为魏文侯师。
其子死，哭之失明。”
《史记·儒林传》又指出：“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
子夏作为孔子晚年“文学科”
高足，得以参与《春秋》的整理和编纂。
《公羊传疏》引闵因序曰：“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
何休在《公羊解诂》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
的注中引谶纬，几乎以神话的口吻道出子夏与《春秋》、与孔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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