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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之后，重建统一的呼声日高一日，孟子渴望天下“定于一”
[7]，荀子期望统治者“法后王，一制度”
；“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服从”
[8]，建立稳固而持久的权力模式。
甚至连愤世疾俗的庄子也一再抱怨“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
[9]，所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们渴望尽快结束战争的混乱，重建统一和稳定的社会秩序的迫切愿望。
与人们的这种愿望相吻合，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经过数百年的冲突、重组，到了公元前221年，终于由秦王政“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海内”
[10]，以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相继兼并韩、魏、楚、赵、燕、齐等山东六国，不仅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几百年的混乱局面，而且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真正的统一王朝，开创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格局。
秦王朝的统一事业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的共同向往和共同追求。
秦朝的统一战争迎合了人们的想法，“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
。
[11]故而它能在极短的时间内结束春秋战国几百年诸侯混战的局面，在广袤的疆域里建立起统一的大帝国。
军事上的统一迅速得以实现，但如何巩固军事上的统一，建立巩固而持久的权力系统，就已不是单靠军事力量的征服所能完全解决的。
不仅秦王朝的开创者们看到了这一点，而且当时几乎所有的思想家也都在深入地思考这一点。
在秦国兴起的过程中，秦国的思想家和政治实践家商鞅就已相当明确地意识到统一之后的权力模式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他认为：“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国务不可不谨也，事本不可不抟也。
制度时，则国俗可化而民从制；治法明，则官无邪；国务一，则民应用；事本抟，则民喜农而乐战。”
[12]鉴于此，商鞅在执政期间朝思暮想、惮精竭虑的就是如何在秦国建立整齐划一的全新制度，以为将来统一东方六国奠定良好的基础。
商鞅鉴于周王室不断衰微、诸侯强大的事实和教训，以为重建统一之后可供选择的权力模式，就是尽最大可能地废除周朝的分封制度，重建新的行政体系，使地方政府仅仅成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关，既无法分割中央政府的国家主权，更无法发展自身的势力，形成与中央政府抗衡、独立的力量。
他为此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就是抽空周朝分封制的宗法基础，以新的组织形式将全国的百姓重新加以编制。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
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
大小□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
事末利乃怠而贫者举以为收□。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
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13]这样，中央政府相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便拥有绝对的权威，便是一切行政、一切赏罚的权力源泉。
地方政府，乃至那些因与中央政府有某种姻亲关系的官员，他们虽然可以享受高人一等的生活条件，但在政治上并无与中央政府相抗衡的能力和可能，因为他们的一切都属于中央政府。
更有甚者，商鞅在其行政改革过程中，将秦国本来只在个别地区实行的郡县制逐步推广到全国，使之变成中央政府在各地的派出机构和地方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
每县设县令和县丞，前者是全县的最高地方长官，后者是前者的助手。
在他们之下，又根据不同需要设置一些事务性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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