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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室的衰弱，使各个诸侯国已由原来周王朝的附属国变为政治实体，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也由原来的宗法血缘关系逐渐变为实力之间的较量。
“周武王时，侯伯尚千余人。
及幽、厉之后，诸侯力攻相并”
[1]，渐渐形成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相互竞争的局面了。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竞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非常时期，特别是由于周王室统治权力的弱化，各个地方大都能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发展社会经济和文化，形成南北东西各不相同的社会经济模式和文化特色。
应该承认，这一时期的诸国竞争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形成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文化大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然而，由于周王室的统治权力过分弱化，它不仅无法继续起到诸侯国之间相互冲突的协调作用，反而因其自身的过分弱小，或成为某个诸侯大国“挟天子以令诸侯”
的工具，或成为某个诸侯国的附庸，除了名义上的国家主权的象征外，已完全失去诸侯之长的资格。
公元前256年，“秦取韩阳城负黍，西周恐，倍秦，与诸侯约纵，将天下锐师出伊关攻秦，令秦无得通阳城。
秦昭王怒，使将军攻西周。
西周君奔秦，顿首受罪。
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
秦受其献，归其君于周。
周君王赧卒，周民遂东亡。
秦取九鼎宝器，而迁西周公于狐。
后七岁，秦庄襄王灭东周。
东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
[2]周王朝终于走完自己的道路，成为历史的陈迹。
随着周王室的调解、协调功能的逐步减弱，诸侯国势力逐渐强大，但由于诸侯国之间的竞争毫无规则，它们之间的弱肉强食所带给人民的只能是战争的痛苦。
据记载，那时几乎每年都有战争，有时一年竟有几次大战，有的大战持续数年之久，人们长时期地处于战争的烽火之中。
久而久之，人们的厌战、反战情绪日益浓厚，从而渴望改变诸侯国的竞争局面，重新回到统一的宁静环境中。
人们宁愿要统一环境中的贫穷和政治高压，再也不愿意要诸侯竞争中的富庶、自由和混乱。
早在春秋末年，孔子就对这种混乱表示过相当的反感，期望社会秩序能尽快恢复到西周初年的程度。
他强调：“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
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3]故而他一再声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4]试图改变当时的混乱局面，重建周王室的权威，重建周王朝的政治统治和文化统一。
孔子重新统一的呼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普遍渴望，但在涉及到统一之后权力模式的建构时，孔子并不一味地主张加强中央集权，过分削弱诸侯国的权力，而是期望在维护国家政治统一和周天子政治权威象征的前提下，各个诸侯国完全可以依据本地的实际情况采取灵活的政策。
比如他对齐桓公称霸的设计师管仲违反传统的礼制深为不满，“邦君树塞门，管氏亦塞门。
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站，管氏亦有反站。
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5]但孔子对管仲依据齐国的实际情况辅助齐桓公发展齐国则深表赞许：“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6]在孔子看来，诸侯国以及其他地方政权只要能遵循国家政治统一的一些基本原则，那么，他们保留相当大的自主权，乃至成为“有限主权式”
的国家，实际上都没有违背周初以来的权力结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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