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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风俗的改良与进步，固然需要统治阶级予以正确的倡导和规范，但在董仲舒的思想意识中，更重要的还在于统治阶级能否“积善累德”
，能否与民同心，上下和顺，能否满足人们的本能欲望。
总之，能否以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
从既往的历史经验看，统治阶级虽为社会成员中的少数，他们在考虑自己本阶级利益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分配，必须考虑全体社会成员最基本的生存需要。
如果统治阶级贪得无厌，过于骄奢**逸，残贼良民，不顾生民的死活，那么，纵然使用多么严厉的刑罚，也于世无补，“刑罚不中，则生邪气。
邪气积于下，怨恶蓄于上。
上下不和，则阴阳胶戾而妖孽生矣”
。
社会大多数成员心情不顺，满腹牢骚，安得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因此，董仲舒强调，大道之要，无需他求，只要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那么，“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
。
以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利益为利益，就势必要求居于社会领导地位的阶级或集团正人先正已。
在这里，董仲舒重申原始儒家的思想原则，要求汉武帝从自己开始，从自己做起，以天意（准确地说，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公意）为自己行为举止的标准。
他对汉武帝说：“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
正次王，王次春。
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
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
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
天道之大者，在阴阳。
阳为德，阴为刑。
刑主杀，而德主生。
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
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
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
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
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
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
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
故先王莫之肯为也。
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欤？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
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当是时，黄老学说网漏吞舟式的统治明显不合乎西汉社会发展的需要。
因此，在统治阶级方面已有纠正的呼声和倾向，一些法律制度开始得到制定和完善。
这些当然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如果矫枉过正，人民不堪其苦，其实际效果显然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与进步。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道之大者，在阴阳”
。
德教与刑罚，二者不可偏废，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德教比刑罚更重要。
所谓王者承天意以从事，王者宜求其端于天，都是要求最高统治者注意平衡德教与刑罚的关系，自身正，孰能不正？“正次王，王次春。
春者，天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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