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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自正天下正，德教之被四海，也并不难成。
作为“王者师”
，董仲舒当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考虑、。
规划统治阶级应当采取的政策，因此，他对汉武帝的说教不论怎样的严厉，不论怎样地考虑到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利益，其本质都不可能真正具有人民性，不可避免地要打上统治阶级的烙印，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从下面的一段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他说：“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
元者，辞之所谓大也。
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
《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
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
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
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帝王自身正，是为了正百官，正万民，正四方，是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安宁，是为了统治者长治久安。
这里面虽然会有浓厚的民本意识，但说到底，仍是为了统治者自身的根本利益。
不过，在中世纪，由于统治者从来不把人当作人，一般百姓也不把自己当作立身天地之间的人。
这样，董仲舒虽然是站在统治者利益的立场上为民请命，代民立言，因此，它的客观效果显然是有进步意义的，至少，他强调疏导民众的情绪，强调社会结构的有序与和顺，对一般民众来说，毕竟是有利而无害的。
而且，由于董仲舒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使他比一般统治者更清楚地知道怎样才能和顺民情，怎样才能导民以善，使人人建立起一种较高的精神境界与追求，而不汲汲物欲，而又刑罚罕用。
为此，董仲舒在第一次对策的结束部分郑重其事地向汉武帝提出两条建议，一是兴教化，导民以仁；一是真正实行古圣王之道，彻底废除因袭的秦王朝的法律制度，建立以儒家伦理仁谊礼智信五常之道为核心的新的价值体系。
他指出：“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
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也。
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上也。
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
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
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
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董仲舒这里所强调的教化，当然不是对民众实行思想启蒙，唤起民众的主体意识觉醒，而只能是以儒家伦理的仁谊礼智信等对民众进行灌输，使民众自觉地以这些行为模式规范自己，以维护社会结构的有序和稳定。
这是时代使然，阶级利益使然。
我们不能苛求作为统治阶级思想家的董仲舒背离本阶级的利益而鼓动民众造反。
这不仅不可能，实际上也与民众的利益相冲突。
在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以小农自然经济为主体，小农经济的最大特点是渴望安宁与自我满足。
只要统治者不实行竭泽而渔的苛政，注意调整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不人为地制造动乱，那么，对广大的民众来说，就是皇恩浩**了。
在这一点上，董仲舒鉴于前代的教训，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虽然从根本上在为统治阶级进行政策设计，但实际上不得不考虑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一般民众的情绪。
他所建议的兴教化以及所谓的“更化”
运动等等都含有这方面的意义。
董仲舒强调说：“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
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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