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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新的儒学形态合乎中国国情，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所以它才最终战胜竞争对手，而独占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宝座。
这就是儒学独尊的内在条件。
话又说回来，儒学独尊毕竟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它虽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实在也有许多机缘巧合的外在条件。
因为，在汉初的几十年，虽说各个非儒学派都不同程度地获得了发展，但是，由于他们各自的弱点，决定他们都不可能登上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宝座，更不要说成为中国两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像墨家，除个别思想因素可以被新的儒学形态吸收外，更多的东西只能被抛弃，无差别的泛爱学说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度不合固不待说，而纯粹以功利主义为目的的道德学说和价值取向也难以适合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
像法家，虽说在汉初几十年并未被禁止，但它严而少恩，只知用民，不知养民，忽视道德教化的作用，故只能充当统治阶级的刽子手，而不能充当牧师，明显缺少一般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应有的欺骗性。
特别是亡秦的罪过人们依然记忆犹新，人们虽不阻止个别法家人物的活动，但对法家学说整体的厌恶之情时时溢于思想家、政治家的言表。
梁启超曾拿法家学说与儒家思想相比较，不仅看出二者的区别，而且极为容易理解法家学说何以不能成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根本原因。
他说：“然则法家之言，其利于霸者更甚，何为而不用之？曰法家之为利也显而骤，其流弊多；儒家之为利也隐而长，其流弊少。
夫半开之民之易欺也，朝三暮四，则众狙喜；且笞且饴，则群儿服；故宋修《太平御览》以彀英雄，清开‘博学鸿词’以戢反侧，盖逆取顺守，道莫良于此矣。
孔学说忠孝，道中庸，与民言服从，与君言仁政，其道可久，其法中行。
非如法家之有术易以兴，无术易以亡也。”
[9]
在汉初诸子复兴的潮流中，像法家还算是有主张、有见解的派别，尚且不足以保国治天下，他如纵横长短之术、道家、名家以及农家等诸家九流，虽或建立独立的思想体系，但其内涵显然不足以满足当时社会对理论的需求。
如纵横长短术，本是战乱的产物，纵横捭阖，挑起事端，煞是热闹，但在如何治国平天下方面却束手无策，毫无创见。
他如道家，虽说在先秦时期有过独立的发展，但自汉初以来，道家学说被杂糅以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所吸收，一度作为统治学说的附属部分，但其“无为而无不为”
的思维原则，消极避世的精神表现，任劳而不能任怨的满腹牢骚，不仅与大汉帝国的地位、追求极不相称，而且根本无法与其他学派相抗衡。
况且道家学说作为黄老学说的一部分，曾在汉初几十年发挥过作用，其利弊得失时人均一目了然。
借用一句后来的话说，“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
在一定意义上说，汉初诸子不足以担当治国平天下的历史重任，儒家学说遂有“非我莫属”
自我感觉。
他们一方面依据现实的需要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另一方面充分借助于政权的力量扩充自己的政治势力。
当时“诸子之立教也，皆自欲以笔舌之力，开辟途径，未尝有借助于时君之心：墨学主张锄强扶弱，势力愈盛者，则其仇之愈至；老学则刍狗万物，轻世肆志，往往玩弄王侯，以鸣得意。
然则彼其学，非直霸者不取之，抑先自绝。
孔学不然，以用世为目的，以格君为手段，故孔子及身周游列国，高足弟子交交诸侯，为东周而必思用我，行仁术而必籍王齐。
盖儒学者，实与帝王相依附而有可离者也。
故陈涉起，而孔鲋往；刘季兴，而叔孙从。
恭顺有加，强聒不舍；捷足先得，谁曰不宜”
！
[10]汉代儒者继承了懦学这一传统，充分扩张了自己的政治势力，在西汉政治结构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有了这些必然的外在条件，剩下的就是历史的偶然性在起作用了。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刚刚即位的汉武帝亲自策问以古今之道，对者百余人。
其中景帝时的博士董仲舒连对三策，明确建议：“《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11]
董仲舒这一说法的理论前提和李斯当年向秦始皇建议的差不多，都是为了统一人们的思想、意志、行为和主张，只是李斯在废除了百家之学之后，所要采纳的是严而少恩的法家路线，而董仲舒在排斥了百家之学之后所要借重的是具有相当欺骗性的儒家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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