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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一帆风顺地厕身于西汉帝国权力中枢之后,一方面表现出青年才俊所特有的率直与纯真,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含有青年诗人所特有的天真与幼稚。
前者固然容易引起最高统治者的赞赏与回报,而后者则不免导致那些与他有潜在的利益冲突以及那些平庸无能之辈的嫉妒、不满,甚至怨愤。
司马迁写道:“是时贾生年二十余,最为少。
每诏令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
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
孝文帝悦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
作为最高统治者,汉文帝当然乐于见到这样的英才少年为我所用。
然而,当反对者的意见足以危害最高统治者的根本利益时,那么,最高统治者就会毫不犹豫地牺牲这样的青年。
“贾生以为汉兴至于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
乃悉草具其事议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
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
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
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
绛、灌、东阳侯、冯敏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
[4]此点正如诗人所云:“贾谊上书忧汉室,长沙一去古今怜。”
[5]
贾谊与当权者的冲突,从表面上看,在于对当时社会形势的基本估价上。
贾谊认为,此时的社会经济状况虽然有了相当的恢复与发展,但从总体上看,则潜藏着深刻的危机。
“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恶也,故其蓄积足恃。
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侈之俗,日月以长,是天下之贼也。
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
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
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
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
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陆危者若是而不惊者!”
[6]贾谊提醒统治者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以期唤醒人们的危机感、紧迫感,这无疑是一种清醒的认识,有着不容低估的现实意义。
但是,如果从思想深层来分析,贾谊对当时社会现状的基本判断,不仅对事实作了夸大性的描述与分析,而且其根本用意之所在并不在于就事论事地解决社会危机,而是期望以儒家思想取代黄老之学,使西汉政治彻底摆脱无为而治的政治路线的束缚,过渡到一种有为的状态。
据贾谊自己说,他对汉初以来政治情势的基本估计主要有九个方面,“臣窃惟事势,可为痛苦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
[7]如果将这些问题重新归类,大体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中央政权与诸侯王地方政权之间的权力分配;一是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一是汉王朝与周边民族特别是匈奴族的关系如何定位。
对第一个问题,贾谊提出,“欲使天下之治安,天子之无忧,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
[8]对于第二个问题,贾谊认为主要是新兴商人所导致的,因此欲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必须重本抑末,“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各食其力。
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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