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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长沙一去古今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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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上升为中国统治阶级的官方意识形态宝座，在董仲舒之前也有过好几次机会，然而都因种种原因而失败。
人汉以后，陆贾一方面具有尊儒的内在倾向，但他鉴于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还是果断地阻止了儒学走上独尊的道路，而奠定了黄老思想的统治地位。
在黄老思想的统治下，西汉社会有了恢复和发展，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思想信仰的危机也随着黄老学说在社会生活中日趋缺少力量而发生，儒学地位的变动又一次摆在人们的面前。
最为明显的例子则是贾谊的崛起及其努力。
然而，由于贾谊不适当地夸大社会危机的实际程度，遂使本来可以实现儒学独尊的历史任务又一次被人为地推迟。
如果从原始儒学的立场来观察，贾谊算不上“纯儒”
，因为如前所说，他的思想已经明显地杂糅了其他思想流派的内容。
但儒学毕竟是发展中的运动，处在一个不断改变自身、充实自身的发展过程。
因此，从汉代儒学的立场看，贾谊确又为当时儒学的杰出代表之一。
在儒家思想传统中，向来有一种执著乃至偏激的爱国热情，与西方知识分子或中国其他的思想流派相比较，这种执著的情感有时显得不可思议，甚至不可接受。
西方知识分予一般是将知识作为谋生的工具或手段，他们虽然有时也不免讨论一些天下、国家等问题，但当他们的主张、建议不被统治者所理解、所采纳的时候，他们一般并不表现为无限的忧伤、悲哀，更不会绝望，而能以一种乐观的情绪泰然处之，既不悲天，也不悯人。
而儒学的思想传统则不然。
历来的儒家学者以治国、平天下、为王者师作为自己天生的职业，他们虽然有时也不免要探讨一些天下、国家之外的知识，但那都不是他们思考的重点，他们的职业只是“以天下为己任”
，故而时常显出一种超然自负的神情，用明末东林学派著名代表顾宪成的话说：“生平有二癖：一是好善癖，一是忧世癖。
二者合并而发，情不自禁。”
[1]
就其价值判断而言，很难说上述差异孰优孰劣。
但由于儒家学者太执著于此，因而当他们的理想、主张一旦不能实现、不被采纳时，则往往走向另一极端——对前途悲观失望，愤世嫉俗，超脱如孔圣者尚且哀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2]更何况少年得志，很少受到挫折的青年贾谊呢？
贾谊的忧患意识不是从一开始就产生的，而是有一个极其复杂的演变过程。
在其生命的早期，似乎一直洋溢着一种生机勃勃的乐观主义情绪和自负意识，只是在他受到了挫折之后，他的忧患意识才与日俱增。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贾谊忧患意识的产生与发展，是其个体生命的深刻体验，也符合传统儒学知识分子萌发、坚持忧患意识的一般规律。
如果套用一句成语来说，“少年得志”
一词用在贾谊身上似乎是再妥帖不过了。
据记载，贾谊“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
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
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征为廷尉。
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
文帝召以为博士。”
[3]由此正式登上西汉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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