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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自身内容的演变更为它地位的上升创造了内在条件。
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内部已发生很大分化，各派乃至整个儒学都在不断地吸收和改造非儒学派的思想成分。
韩非指出，“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等八个不同派别，他们虽不至于势同水火，但“取舍相反”
而皆谓为真儒学。
[12]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孟、荀两派，他们虽然自命为儒学真传，其实都是假圣人的旗号而兜售自己的货色。
儒学的这种情况并不是到孟、荀止，而是贯穿整个儒学发展史。
在汉初，叔孙通曾当面讥讽那些恪守儒家旧教条的儒生为“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而他自己则以“知当世之要务”
自诩，变通儒学，以合乎当时社会条件的要求。
[13]被许为汉初第一大儒的贾谊，其思想的内涵也非纯粹的儒家精神，而是杂糅了道家、法家、阴阳家等等复杂成分。
[14]其“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
，“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
[15]虽然其中保留了原始儒家“不语怪力乱神”
的无神论思想，但其无可奈何的宿命意识，实为老、庄思想的汉代版。
至于他针对“背本而趋末”
的社会问题而提出的重农主张，以及重建历法和改正朔、易服色的建议都明显地带有法家、阴阳家的痕迹。
不独叔孙通、贾谊如此，在汉代统治思想转折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公孙弘、董仲舒也莫不如此。
公孙弘“其行敦厚，辩论有余，司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
。
[16]明显地是以儒学为名而行他家学说之实。
至于董仲舒，他的思想来源就更为复杂，他几乎将先秦以及到当时的各家学说中一切可能吸收的东西都加以容受和改造，建立起庞大而精密的思想体系。
这点我们在后面的论述中还将看到。
儒家学说的这些变化是时代使然，因为任何学说要想在现实社会中有所作为，都不能不立足于最现实的考虑。
儒学经过这些“识时务”
的儒生们的不断改造，到汉武帝即位前后就已基本完成新的构造，形成新的凝聚形态。
与原始儒学相比，汉代新儒学几乎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新的儒学形态的最大特征，一方面是它建立了一个相对开放的思想体系，它能够容忍和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要素。
这是黄老学说之外的任何学派都不具备的。
当然，它又不像黄老学说那样，可以容许另外一些学派的独立存在，而是将其加以改造，吸收其“合理”
内核以构造自己的体系；另一方面，新的儒学形态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对于一切不利于自己体系的思想则本能地加以反对，一律视于“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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