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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鲁《诗》大家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高祖于鲁南宫”
就是显例。
因此，我们相信，“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
[4]至于在民间，特别是儒学的故乡齐鲁地区，儒生依然相当活跃，儒学仍然得以流传。
反观秦王朝的焚书坑儒政策，其本身并不彻底。
焚书令规定：“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5]显然，博士官不在禁止之列，他们仍可藏有《诗》、《书》、百家语。
因此，汉兴以后，“《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
[6]凡此种种，足证秦王朝焚书坑儒的文化高压政策并未使儒家学说尽绝。
这一点，近人梁启超已有所揭示，他指出：“始皇焚坑之虐，后人以为敌孔教，实非然也；始皇所焚者，不过民间之书，百家之语；所坑者不过咸阳诸生、侯生、卢生等四百余人，未尝与儒教全体为仇也。
岂惟不仇，且自私而自尊之。
其焚书之令云：有欲学者，以吏为师。
非禁民之学也，禁其于国立学校之外有所私业而已。
所谓吏者何？则博士是也。
秦承魏制，置博士官，伏生、叔孙通、张苍，史皆称其‘故秦博士’。
盖始皇一天下，用李斯之策，固已知辨上下定民志之道，莫善于儒教矣。
然则学术统一，与政治统一，同在一时，秦皇亦儒教之第二功臣也。”
[7]
事实也正是如此。
早在刘邦南征北战、“平定四海”
之际，“陆贾时时前说称《诗》、《书》。”
[8]陆贾出使南越，也不外用儒家的仁义礼信之类规劝南越王北面称臣。
叔孙通制礼作乐，以博刘邦的欢心，其“儒者难与进取，可以守成”
的理论也得到刘邦的默许。
[9]于此不难想见，儒学在汉初政治生活中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说，儒家学说在汉初不仅影响着最高统治者的决策，而且也像黄老学说那样，影响着一些中级官吏甚至皇室成员。
“梁怀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诗》、《书》，帝爱之异于他子。”
[10]贾谊“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
。
[11]看来，儒家学说在汉初还是受到普遍欢迎的。
儒家学说在汉初受到普遍的欢迎，得以自由发展，并逐步重新形成一个有影响的学术集团和政治势力。
儒学自身的膨胀与扩张，为它上升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现实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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