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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富了，国家强了，国强民富的前提和结果，当然要在文化方面有所表现。
汉初文化繁荣的最基本的特征，是黄老学说松散的思想管制，使先秦以来的几家主要学说基本上都得以恢复和发展。
在秦王朝统一中国之前，是中国学术发展的最繁盛时期。
言论自由，诸子勃兴，各种思想见解得到充分的发挥。
然而，秦王朝统一中国之后，为了与中央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相适应，实行独裁的文化高压政策，筘制舆论，统一意识，“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
。
[10]使中国的文化事业受到极大的摧残，最集中的表现就是人们常说的焚书坑儒。
但是，历史的实际进程从来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焚书坑儒的实际效果恰好与焚书坑儒者的主观愿望相反。
结果不仅使那些儒士接受教训，学会变通，得以自保，等待时机，东山再起，而且各家学说的重要典籍几乎都以不同的隐蔽手段得以保存和流传。
“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
自曹参为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
[11]这表明，在黄老学说统治下的汉初几十年，基本挽回秦王朝文化独裁政策所带来的损失，秦以前的几家重要学说虽然有的被淘汰，而大部分则不同程度地得以流传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诸子学说的复兴，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取黄老学说而代之，提供了广阔的选择余地。
然而，究竟是哪一种学说具有这种资格，则取决于这种学说的内在结构和外在影响。
在诸子复兴的大潮中，影响最大的首推墨家。
墨家是战国时的重要学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
之一。
墨家为儒家的反对派，儒家学者对墨家的主张可以说深恶痛绝。
孟子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
[12]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节葬、节用、非乐、非命等，许多命题正好与儒家的主张相反。
因此，在战国时代受到儒家学派的坚决排斥。
孟子曾咬牙切齿地诅咒道：“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
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
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
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辞，邪说者不得在作。
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
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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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战国末年，墨家学派在墨翟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据韩非子记载，“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
三大派系，这三大派系“取舍相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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