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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皆自谓真传。
[14]在三派之外，尚有以《墨经》为代表的墨家后学。
这些墨家后学，克服了早期墨学中天志、明鬼等迷信成分，发展了墨子学说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在认识论、逻辑学，以及数学、光学、力学等自然科学方面获得突破性的进展，为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后期墨学虽然在许多方面都和原始墨学有着显著的差异，但它毕竟以墨学的旗号在战国末期继续活动和流传。
秦汉之后，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确立与统治秩序的巩固，特别是由于墨学自身的弱点，比如似乎由于厌恶思辩而对阴阳学说和气一元论也懒得加以理睬了，因而，它忽视了吸收最新的思想要素，忽视了当时同天文、历法、医学、农学等有密切联系的另一种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也忽视了与阴阳学说有密切联系的朴素辩证法，结果，原本开放、多元的思想体系，变成封闭、一元的思想结构，遂使墨学几乎中断，成为绝学。
这是秦汉之后一千余年墨家学说的实际情况，不过，在秦汉之际，墨学作为学术集团似乎消失了，然而，从思想发展的实际进程来考察，墨家的思想成分并没有烟消云散，而是被当时或后来的一些思想派别所吸收。
诸如尚同、尚贤和有平均主义色彩的思想内容被董仲舒等秦汉儒者所采纳，并借以构造成以天为最高权力象征，以天子为轴心的大一统的帝国理论模式，以及在《礼记·礼运》篇中所表现出的具有绝对平均主义色彩的乌托邦思想，和任人唯贤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组织路线。
至于墨家以功利主义为特色的伦理道德观念对汉初流行一时的刑名学派的价值标准显然也有深刻的影响。
另一方面，汉代新儒学的开创者董仲舒还明显地吸收了墨学的天志、明鬼等思想内容，从而形成精致而又庞大的天人合一的儒家神学人本主义思想体系。
由于墨学集团成分的复杂，后期墨学的发展，或于辩、侠之际有所偏重，他们皆自谓“真墨”
，相谓“别墨”
，前所述墨家情况主要侧重于“辩墨”
，而在社会实践领域，我们看到，秦汉之际为数众多的游侠之士可能就深受墨家学说的熏染，或者本身就是墨学的别派。
他们或多或少地负起了墨家学说的传承使命。
如景帝时人郑当时，为了赶时髦，一方面“好黄老言，其慕长者，如恐不称”
；另一方面则以“任侠自喜”
，“每五日洗沐，常置驿马长安诸郊，请谢宾客，夜以继日”
，结果得到“其知友者皆以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
的美称。
[15]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
在这里我们不是可以朦胧地感觉到墨学集团中“巨子”
活动的身影吗？太史公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
所谓侠，即墨之别派。
秦汉人常以儒墨并称，或儒侠并称，足见墨家学说在当时仍拥有与儒学相埒之势力。
与墨学复兴的同时，法家学说在汉初也获得了相当充分的发展。
以韩非为集大成者的法家学说，由于得到秦始皇的青睐和庇护，不仅李斯之辈官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使法家学说成为秦王朝的统治学说，使法家学说在秦朝获得空前绝后的大发展。
西汉建国之后，尽管有许多学者或有识之士不断地批评法家学说，尖锐地指出秦二世而亡是由于执行了法家思想路线的结果，希望汉王朝另外寻找新的统治学说，坚决摈弃法家学说；然而，在黄老学说宽大为怀、兼容并蓄思想的指导下，在汉初的几十年，法家学说不仅未被禁止，反而使之得以广泛流传，并改换成刑名之学的面孔，一度参与汉初政治。
即使仅从纯粹的学术传授系统看，法家学说在汉初的发展轨迹也历历可见。
景帝时官至御史大夫的韩安国“尝受《韩子》杂说邹田生所”
。
[16]晁错也“学申商刑名于轵恢生所，与洛阳宋孟及刘带同师”
。
[17]景帝时，晁错用事，权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足见法家势力在汉初政治中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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