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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诸子的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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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持续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间虽有几次转变的机会，也都被统治者予以否决。
及“孝文即位，有司议欲定礼仪，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躬化何谓耳，故罢去之”
。
[1]
黄老学说出现的另一个原因，如果从汉初统治阶层的构成来分析，显然在于以“布衣将相”
为主要成分的汉初统治者，面对新王朝出现的一系列棘手问题束手无策，而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
在西汉之前，秦王朝虽然建立了统一大帝国，但如何统治这一大帝国，秦王朝并没有来得及制定一套完整的政策和方略，便由于其他原因而被推翻。
在一定意义上说，西汉帝国的建立，仍然是前无古人的事业。
刘邦等一代豪杰能够打下天下，但对如何驾驭天下，实在说来并没有一部明晰的蓝图。
汉初相继的几位统治者及其统治集团，实际上是乐于守成，进取不足。
这自然受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同时，也与他们自身的素质密切相关。
在当时相当长一个时期，西汉中央政府和各级政权的把持者，大都是那些虽有战功，但文化水平低、管理能力欠佳的“布衣将相”
。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恃功自傲，视知识如粪土，“介胄武夫，莫以为意”
，[2]本能地讨厌知识和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对知识财富、智慧财产不屑一顾的蔑视态度。
刘邦西入咸阳，诸将皆争金帛财物，惟萧何独先入收丞相府图籍文书，以此得俱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
。
聪明如萧何者，所关心的也仅是最实际的物质问题，他人遑论！
因此，用刘邦的话说：“乃公马上得之，安事《诗》、《书》！”
[3]知识分子及智慧财产，在刘邦眼里的地位由此可知。
适宜的社会条件将黄老学说捧上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宝座，反过来，这种意识形态又极为深刻地影响和刺激社会生活。
在汉初的几十年里，西汉政权的各级官吏几乎都以学黄老之学为荣而相互标榜，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他们面对新的社会条件的无能，另一方面势必助长不思进取、懒汉无为的社会风气，势必带来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混乱与紧张。
代萧何为相的曹参，早在“孝惠帝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
参之相齐，齐七十城。
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
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
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
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
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
其治要有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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