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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齐时道教信徒张融临终叮嘱后人新衣可以不做，但定要让他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将儒、释、道三家的经典作为随葬品，表明其至死坚持三教并重的思想。
就是梁武帝，从君主立场出发，大倡佛教的同时，又提出“三教同源”
说。
有“山中宰相”
之称的陶弘景兼崇道、佛，又习儒术，著有《孝经集注》《论语集注》，宣扬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的合流说。
上层人士儒释道兼宗的融通态度，推动了三教理论的相互适应与融合。
在儒、释、道三教融合的过程中，他们之间的理论争辩也一直没有间断过。
佛教徒对待尊长是否下跪成了当时争论的热门话题。
儒家伦理特别注重尊卑长幼的等级秩序，跪拜帝王和父母是传统观念中天经地义之事。
而在印度，佛教徒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除了礼拜佛祖之外，对任何世俗之人，包括帝王和父母，他们都是不跪拜的。
甚至父母有时还得向沙门的儿子行礼。
这一教仪明显与等级森严的中土文化产生矛盾。
东晋时庾冰反佛，何充崇佛。
庾冰在替晋成帝拟诏时要求僧人跪拜王者，认为礼敬是国家为政的纲领，名教和礼典都不能违背，在帝王统治的范围内决不允许存在目无纲纪的臣民。
何充反驳说沙门虽然礼仪上不行跪拜，但他们并不藐视王权，仍是尊重;而且佛门的五戒之禁，有利于帮助帝王推行教化。
如果在这些表面的仪式上破坏了它自身的法统，就不利于发挥佛教辅治国政的作用。
经过利益权衡之后，最高统治者采用了何充的建议，决定沙门可以不行跪拜礼节。
东晋安帝时，桓玄把持朝政。
他下令沙门应礼敬王者，向帝王行跪拜礼。
其理由是:王者尊同天地，是他促成了天地的运行，因此天下之人必须尊重王权。
沙门与天下大众一样均受王者的恩惠，所以也应该向王者顶礼膜拜，不得讨价还价。
为此当时的高僧慧远写下了著名的《答桓太尉书》和《沙门不敬王者论》，阐述佛教的治国功用，竭力调和宗教礼仪与封建纲常之间的矛盾。
他一方面将宗教信仰提高到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认为穿袈裟的沙门和戴儒冠的书生都能为社会做出贡献，而佛教如果遭到压制，问题将会变得严重;另一方面又提出要尊重佛教徒本人的愿望，并且要保护持有各种不同信佛方式的虔诚信徒。
慧远建议桓玄以大局为重，不要过于计较细枝末节。
慧远耐心而有说服力的言辞，终于使具有震主之威的桓玄听从了他的意见，放弃了沙门必须施拜王者的要求。
魏晋南北朝的三教之争，还涉及夷夏之别的问题。
本来宗教与学术思想是有国际性的，不应该有夷夏的界限，不过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夷夏论可以从根本上颠覆来自外域的佛教。
持夷夏论者目的正在于此。
刘宋末年，道士顾欢作《夷夏论》，表面上虽然主张孔、老、释同为圣人，而实际上他却坚持夷夏界限来排斥佛教。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顾欢的意识里，来自西域的佛教和华夏民族在文化、习俗上存在着种种差异:举止得体、温文尔雅、丧葬有法、全形守礼，这是华夏之容;衣着旷异、进退失据、火焚水沉、毁貌易性，这是群夷之习。
总之，中华是礼义之邦，人性温柔敦厚;西域是蛮陌之乡，人性好勇斗狠，用教化野蛮之民的方法教化华夏人民，必然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顾欢的《夷夏论》发表后，立即遭到佛教徒的攻击。
明僧绍就写了《正二教论》来驳斥他，其次谢镇之、朱昭之、朱广之、释慧远、释僧愍也均撰文批判顾欢的言论。
针对顾欢狭隘的民族偏见，佛教徒们认为，夷夏虽有风俗之别、语言之异，但文化并没有高低美丑之分，也不必然造成人性的差异。
各民族文化之间应该保持一种平等精神和宽容态度。
佛教徒还从理论上对道教进行釜底抽薪式的攻击，指出道教炼食金丹，餐霞饵玉，羽化登仙，尸解形化，只是一种托术，并没有人知道修炼的结果是否如他们所说的那样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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