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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条左派,是受苏联影响比较深的那些人,例如以前王民的国际派,其实在我党中的影响力,仍然不小。
他们的特点,是对于理论的现实执行,是僵化的,例如说公有制,就要打倒一切的私有制,不允许任何的私有制存在。
例如说要工人革命,就只认为唯有工人革命才是正途,其它包括农民革命就是邪道。
那个即将归队的项英就是典型。”
“机会主义中间派,人数很多。
不是说这些人的革命意志薄弱,很多人其实革命意志也同样很坚定,而是说他们在意的,是富国强兵和国家强大这样的传统目标,至于向左向右,只要手段有利,并不在意方向,他们是所谓的现实主义派。
我个人认为,持有这种思想的同志,是非常普遍的,例如周恩来同志,我个人认为他的思想就属于这一派。
不能说他们对于人民没有感情,而是在底层人民的利益短期妨碍国家发展的目标的时候,他们会毫无犹豫地牺牲底层人民的利益。”
“新民主主义右派,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借了您前世的提法,实际上的意义是在半殖民地这样的特殊环境下,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说白了,新民主主义本质上还是资本主义,既然是资本主义,在我们看来,自然是右派。
批评一句,您的这个提法我认为是欠妥的。”
这引起了主席的更大兴趣,说到:“那你就批评一下。”
李思华笑了,她接着说:“我个人认为,无产阶级是领导不了资本主义革命的,如果是资本主义革命,其实领导阶层最后就不是无产阶级,而是一个工业官僚阶层,大致可以叫成国家资本主义。
工业官僚阶层,以无产阶级的名义,来实施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
李思华的这段话,让主席陷入了深思,他知道李思华所指,前世不就是这个结果吗?建国三十年后,实际上就是由社会主义退回了新民主主义。
过了一会,李思华才继续阐述。
“所以我们民本左派的坚持,是很困难的。
在革命的战争年代,大家都容易在外部压力下形成合力,矛盾没有凸显。
而等到建国后,恐怕由于彼此思想不同,而导致的路线分歧,就会不断出现。”
“按照这个角度,我对前世的观察就是,前三十年的实践中,民本左派没有找到正确的路径,反而在教条左派的影响下不断教条化,趋向于思想上的僵化,文革其实是最后无奈的挣扎。
而在这条路线失败后,机会主义中间派,大量地转向新民主主义右派,于是国家就朝向另外一条路径发展,改道换辙了,成为民族官僚资本主义的路线。”
主席面色沉重,虽然没有说话,但他内心同意李思华的判断。
李思华继续阐述:
“右派之所以成功,关键是利用了私有产权和市场化,突破了这两个左派避之唯恐不及的意识形态禁区。
但是事实就是事实,除了市场,没有人或者体制,能够解决几亿人甚至超过十亿人复杂、精细、庞大的各种需求。”
“私有产权的优势,我叫做微动力。
因为个人利己主义欲望的驱动,形成自下而上的动力,每个人对自己的成就负责,在追求各自以为的幸福的过程中,不断的创新出现,不断的效率改良出现,巨大的财富因此而创造。”
“这种创造,需要法规保障的市场来交易和变现,有法规保障的市场才能创造资本和商业最重视的东西,即投资和交易的可预期性。
而市场又可以带入很多效率工具,例如金融杠杆,例如风险投资或者股份投资,资本汇聚于有前景的项目,促进了产业的发展。
在美国社会,证明了这种机制下,科技和产业能够不断地迭代进步。”
“否认私有产权和市场的重要而不可替代的功能,我们就不是真正的革命者。
看到自己的弱点是好事,难道反而要遮掩吗?遮掩得掉吗?”
“所以我一直主张的路线是,既要自上而下,又要自下而上。
两者形成一个交织的经纬度,才是相对比较完善的。”
“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就是自上而下,按照民本左派的立场,就是要基于底层人民的利益,不仅是建立有利于他们的机制,也是要组织他们投入建设和生产,建立他们能够分享的公有制经济,通过占据关键的战略资源并进行有效率的生产和发展,来实现共同富裕。”
“但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这里面的难度,您也可想而知。
关键是公有制经济的效率,如何能够保持和进步,不落后于私有制经济。
否则整体国家的经济效率就会受限,而可持续性就会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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