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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也有不少人像这样,说要我跟他们结缘,他们哪里有一栋楼房给我,或者哪里的一栋住宅给我,“我”
不是物质,我不能用自己来交换这许多财富啊!
那个时候在台北,生活条件还是很艰难,一不小心就很容易为金钱、名利所**,而会陷身于不拔之中。
加之,要应付的外缘太多了,我便放弃希望无穷、热闹繁华的台北,在一九五三年春节左右,我来到台湾东北部的小城——宜兰。
就在准备去宜兰之前,慈航法师有意介绍我到嘉义接受天龙寺。
他说,能元法师(陈登元)会把天龙寺交给我做住持。
我想,我可以献身给佛教,但我不卖身给寺庙。
又一次,我婉谢了这许多长者的好意。
当时的宜兰,也是一个穷困的地方。
可能是因为刚结束日本殖民时代的统治,或是光复未久,社会上一般的经济都很萧条。
我去挂单的雷音寺,一百多坪土地上所建的寺庙,就有三家的军眷住在其中。
只有一位老太太和一位老尼师相伴住在里面。
我是应当地的居士之邀,借用这二三十坪的佛殿作为讲经的场所,实在说,没有条件居住下去。
为什么?饮食倒是其次,没有大小便的厕所才是严重。
我第一天到达的时候,为了上净房,要走二十分钟到火车站才能解决问题。
不过,这也是弘法的缘分,或者是那个时候,我看到有几位年轻人肯来参加念佛会的活动,觉得未来会有无比的希望,就这样我在宜兰住了下来。
在宜兰,地方虽小,可是需要人念经消灾、解冤释结的佛事却很多。
每次念一点经文,都会获得一些供养。
当时,我是抱定了不做佛事、不做经忏的决心,只做讲经弘法的工作。
记得我已经担任宜兰县佛教会理事长的时候,我想要在宜兰北门口兴建一座讲堂。
正在筹备时,宜兰县政府一位张科长来到雷音寺找我,他告诉我,员山有一位企业家林先生,是一家水泥公司的常务董事,他说,假如我能代表宜兰佛教会,前去为他往生的母亲拈香三支,所有讲堂的水泥,他都愿意捐献。
我那时候也是年轻气盛,一听,很没有礼貌地对张科长说:“张科长,你以为水泥是了不起吗?用黄金来替我建讲堂,我都不会去做经忏的。”
这对出家人而言,可以说是断绝了其中的一种财务来源,但我有不做经忏佛事的愿心,我也就豁出去,不计较这许多了。
类似的情况,也曾经发生在高雄。
一位居士家里有了丧葬的事情,要找我去诵经。
言明说假如我去诵经,要捐助佛光山五百万。
我回答他说:“很抱歉,你花了五百万,买一个佛光山的人替你去念经,这功德很少,只有五百万。
其实,你不必花钱,只要你有心,恭敬佛教,心意虔诚,比金钱重要。”
回想初到台湾时,我的同参他们一出去为人诵经做佛事,常常回来时,手上提的都是一大包一大包的供养,或是买了什么东西回来。
大家彼此观看、欢喜、笑闹一番,我在隔壁房间闻声,一点都不动心。
甚至后来,因为我人在宜兰,经常有事要到台北接洽。
我坐在善导寺的客堂里,坐在沙发上等待,看到他们的当家师因为少一众念经,东打电话、西打电话,左右找不到人,他也不敢来跟我开口,要我权充帮助一下。
他也知道,什么忙我都愿意帮助,只有念经,我不能帮助,因为那是我的人格。
就好像一名女子爱惜自己的羽毛,不愿意下海一样,我要保持我弘法利生的志愿。
我很高兴我这样的想法,早期的弟子如心平、心定都能理解。
因为我自知五音不全,我就想到他们要补我的不足,就叫他们到台北学放焰口。
我说,我们不一定要去为人做经忏佛事,但是我们不能不会。
因为佛光山这样一个道场,将来总会需要跟信徒结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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