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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一九五三年的元月，我从台北要到宜兰弘法，乘坐公路局的汽车，整整坐了四个小时才到宜兰。
沿途，碎石子的路面让车子颠簸不已。
我就感觉到，一个社会要想进步，必定要从交通道路的改善开始。
有了通畅的交通，就等于人体的血脉畅通，身体才会健康，社会才能迅速发展。
按理说，公路局的车子应该在宜兰的北门口，也就是雷音寺的旁边，停下来让我下车。
但是那时候公路局的行车规矩严格，一定要把我载到火车站去不可，这让我又走了二十分钟的路程才回到雷音寺。
从那以后，铁路、公车，就成为我弘法的专车，因为在一九五〇年代，我还没有机会坐到小汽车，能够有公路局的大车搭乘，就已经觉得很受优惠了。
我在台湾展开了弘法，有时候别人用脚踏车载我，有时候我用脚踏车载人；偶尔也会坐到黄包车，也坐过三轮车，甚至像我从台北的猴硐到青洞坑，必须搭糖厂的五分车（小火车），假如要下乡到更偏远的地方，就还要再坐一段运煤的“轻便车”
才能到达。
这些都是我常坐的交通工具，至于社会普遍的牛车、人拉的拖板车，就不在话下了。
于佛光山新营讲堂前广场骑脚踏车
渐渐地，我与台湾的各界结了缘，经常应邀到学校讲演，到监狱开示，也曾受军队邀约讲话。
军中的舰艇、吉普车，甚至金门战车（坦克车），他们都给我坐过。
说到战车，一九四九年古宁头大战发生，解放军登陆金门，双方激战后，解放军损失较大。
原因是金门的国民党军队有两部战车，虽然一部抛锚故障，只有一部发挥功用，但这部战车万夫莫敌，发挥极大的威力。
有人说，这几十年来，台湾获得安全，两岸能够无事平安，这一部战车功劳不小。
我几次赴金门，都还特地前往凭吊。
我也受过很多交通上的优待，例如，有一次彰化溪州总糖厂邀约我去弘法，特地开了一节火车来接待我；也曾有一次，“警务处”
处长陶一珊先生因为钦佩我写了《释迦牟尼佛传》，他特别让我坐上火车上的房车，环视四周的设备，我想那应该是蒋先生乘坐的专用车厢吧！
早年在宜兰，以三轮车及步行游街弘法
总之我在台湾，上山下海，搭乘过的交通种类，可谓五花八门。
像我乘坐流笼（空中缆车）到太平山、八仙山说法，也坐过渔船到小琉球布教，甚至我到绿岛、兰屿、龟山岛、东沙群岛、马祖、东引等，我搭过汽艇、坐过轮船、登上军舰，所谓“行船走马三分命”
，为了弘法，也谈不上交通安全与否的问题了。
不过，大约在一九六六年汽车开始普遍起来的时候，徒弟刚学会开车，因为技术不好，把我载到田里去，载到水沟里去，这许多惊险的故事，也是时有所闻。
今天回忆起来，汽车确实很方便，但是出了问题，就变得不方便了。
所谓汽车者，可以扬眉吐气也，但是抛锚的时候，真是气死人也！
在南印度龙树菩萨岛乘坐当地特有的机动车（二〇〇六年十月十三日）
后来我到海外弘法，我的交通工具就扩展得更多了。
例如，香港政府邀请我对船民开示，用直升机载着我穿越这个小岛、那个小岛；在马来西亚，信徒怕我赶不上排定的行程，竟然也用直升机载我赶路。
甚至几年前，国家宗教事务局叶小文局长要我到海南岛探勘寺地，特地派了专机到香港接我们，一架飞机上，就只有我、慈惠和慈容等人。
早期我到菲律宾、泰国，见识到当地特有的“花车”
那种随招随搭、随喊随下的便利；我在印度，体验了连续乘坐三十六个小时火车说停就停、说走就走的交通文化；在南美，弟子觉诚还邀我坐上独木舟，穿过亚马逊河，探看原始热带雨林的风貌。
当然这几十年来，我也有幸乘坐过高科技的交通产物。
例如：在夏威夷和关岛弘法时，承蒙信徒的好意，让我坐进潜水艇，欣赏美丽的海底世界；为了鼓励佛光人多旅行参学，我们也曾一同搭乘邮轮，在海上一边开会，一边饱览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南国风光。
我曾应邀坐上游轮，畅游长江三峡，对古人所描绘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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