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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的歌咏队，要把佛教唱了灭亡”
……但是，为了佛教，这些批评毁谤都没有打倒我，我对人间佛教的信心和推动，从来没有退却过。
尤其，台北是大陆来台的高僧大德汇聚之地，我住在宜兰，他们一通电话，就叫我赶来吃饭、陪客人，他们一个命令叫我来开会，我也要赶到参与……不断地要送往迎来，我每天都没有时间做自己要做的弘法工作。
因此，在1960年代起，我南下高雄。
这是因为从1950年代起十年来，在宜兰和高雄都结了不少法缘；在高雄受信徒欢迎的程度，其热烈让我受当不起，也由于过分的出风头，自己不愿意在高雄居住，觉得人情和气候一样，让人热得受不了。
后来实在推辞不了，也感觉到在北部的佛教应付艰难，加之当时在南部并没有外省的出家人，我就单枪匹马来到了台湾南部，先后建了高雄佛教堂、寿山寺、佛光山，就这样，让我成为台湾南部的外省和尚。
我自己也非常欢喜，远离了台北佛教界的是非之地，在南部专心做弘法、教育的工作，一些本省的长老大德，同我都相处友好，也让我感到心安理得。
当时，在台北的佛教界非常高兴我到南部弘法，并且说不会让我再回到台北。
但我听闻这个话也想：“是这样吗？”
几年后，我在台北建了普门寺、永和学舍、三重文化广场、松山台北道场、三峡金光明寺等。
我不信东风唤不回，我不信自己不能在台北弘扬佛法。
所以至今，在台湾、在世界各地弘法建立别分院，大概也由于这样的刺激过程而发展起来的。
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一个人只要有信心，不怕被人欺负、压制，有时反而激发他的力量，增加他的勇气，可以创造更多的前途和事业。
后来，我在佛光山创建丛林学院，台北的佛教界也曾经开会，提议如何打倒佛光山丛林学院。
感谢当时担任“佛教会”
秘书长的山西省人士冯永桢居士，他说，天主教的神学院、基督教的圣经书院，我们都不打倒，为什么要打倒佛教办的教育学院呢？他耿直的发言、道德的勇气，帮我消灾免难，我这才又免除了一劫。
虽然如此，对于“佛教会”
，我还是秉持护教的心给予很多帮助。
例如，参加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原本已经被排除在会外了，我再争取回出席会议的权利。
因此，我认为要透过“佛教会”
的力量来革新佛教，这个梦想是不容易实现，只有靠自己的力量，于是我就开辟了佛光山，从教育开始办起。
看到佛教界没有重视人才的培养，而阻碍了佛教的发展，这也因此教育了我，在佛光山担任住持十八年，任期圆满已经五十八岁，为了让教团制度化，我毅然宣布退位，对佛光山毫不留恋地交给弟子们去发展管理，我自己单身漂洋到海外，行走世界，从事佛教传教的活动。
这样一来，有了因缘在美国洛杉矶建西来寺，在纽约建纽约道场，在荷兰建荷华寺，在澳洲建南天寺、中天寺，在巴西建如来寺，在非洲建南华寺，在法国建法华禅寺等等，让我法弘五洲。
加上1992年，我们在美国洛杉矶成立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现今会员数已达几百万人，各地区协、分会也有几千个。
如佛法所说“逆增上缘”
，希望当代的法师，大家互相尊重、互相勉励、互相提携，就是受到一些不好的因缘，只要我们自己争气，不必生气，在佛教里，还是会有我们的前途、有我们实践愿力的一片天地。
这样的历程，让我感到对人间佛教的宣扬，将来开花结果必定是有信心希望的。
因此，我相信，待人好，才有好因好缘，要想打倒别人，除非那个别人自己倒闭，不然谁能打倒谁呢？现在，这一段往事，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只是简略地透露一点，向伟大的佛陀报告，他难行能行、难忍难忍的修行，我们也在努力学习。
说起人间佛教，记得在2000年春节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终身荣誉教授高希均先生住在佛光山，有一天早上，我陪他吃早餐，他是佛教之友，突然问我：“什么叫作人间佛教？”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过，在教授的问题前面，我总应该要提出一个说法回答他。
我就说：“人间佛教就是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教法。”
他一听，面露喜色说：“哦！
那我懂得什么是人间佛教了。”
我觉得那么一位名教授，又不是佛教徒，在这样简单几句话前面，就说他懂得了人间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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