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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并没有放弃文字弘化的因缘，我每个星期、一个月到台北编辑《觉世》旬刊、《人生》杂志等，同时供应《觉生》《菩提树》等杂志文稿。
终于，在50年代，宜兰的青年在台北三重埔设立佛教文化服务处，编印现代的佛教的白话丛书，印行现代重新标点的经典，名为“每月印经”
，并且流通一些佛教法物等。
这是因为宜兰的青年多了，他们问我：“师父，我们信仰佛教，能为佛教做什么？”
这句话如雷声般轰隆炸响，我惊觉到，对了，信徒信仰佛教，能为佛教做什么，这不是很重要吗？所以就鼓励他们办幼稚园从事教学，办佛教文化服务处，为全世界的信徒服务。
主持这个服务处的有：心平、慈庄、慈惠、慈容等青年，当时，他们都还没有出家。
但是，我这样的弘法行动，引起了疑忌，例如，我们的青年要到日本留学，他不肯为我们转公文请政府批准；我们的朝圣团要到印度朝圣、到各国往来，也从来不给批准。
反而是一些政府的官员，协助我们用其他的方法让青年到国外留学；但也有多位留学的青年因为家庭事故，回来台湾奔丧后，就再也不准到国外去了。
当然我也想，我应该进入“中国佛教会”
，就可以免除这许多的困难障碍。
那个时候，弘法的青年不多，我一个活跃的僧青年，还是得到一些长老的提携、支持，甚至选我做“中国佛教会”
的常务理事。
但是，一来，我只希望做一个秘书，为佛教的前途做一些策划、做一些推动；二者，自觉自己的身份与这个佛教会不相称，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一个常务理事的头衔，实在是有辱佛教会，并且对于佛教会的种种情况，我也没有办法参与、改变。
为此，我写过一篇《我为什么要辞“中佛会”
常务理事》的文章。
主要也由于当时的我年纪轻，做人有所欠缺，尤其在《人生》杂志上，发表一些文章，特别是对佛教的革新，提出许多的意见，而得罪了佛教界的一些人士。
再加之，在大陆办《怒涛》月刊时，内容对佛教有些建言，传统的佛教人士不敢和我们来往。
同时，我又是江苏人，很多江苏的同道都想要挤进“佛教会”
，教会把关也很严格，我想，也不容易有希望能够做什么。
大足北山石窟第163窟文殊菩萨像
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石，高90厘米，重庆大足
一直到1963年，“中国佛教会”
要组团到东南亚，甚至到美洲去访问。
那时候，国民党中央党部一些开明人士是我的读者，阅读过我刊登在《人生》杂志、《觉世》旬刊里的文章，就提名要我参加这个访问团，但是“佛教会”
里的一些领导人不同意。
后来，为了要让我参加，党部还特地办了两桌素斋请这许多长老吃饭，一面人情包围，从中协调，一面也表示党组织的力量。
最后，在长老们不喜欢我的情况下，访问团里终于有了我一个名字，叫我做了秘书，并且担任发言人。
那一次，我们一行访问了菲律宾、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国，以及香港地区，尤其到印度朝圣，亲炙了佛陀的祖国，那是我最大的心愿。
这对我个人来说，更增加了许多对佛教的见解、认识。
可惜，就在访问印度期间，我们有机会和总理尼赫鲁见面的时候，由于我讲话太多，内容传回台北，“中央日报”
把我的意见在第一版报道，而没有刊登领导人的意见，就这样，我在佛教里，就更加的日子难过了。
例如，不准我出国、不同意我在宜兰从事新佛教的发展。
关于和“佛教会”
的功过、是非，我不愿意做太多的叙论，因为那只是世间法，与真正佛教的弘传没有一点关系。
接着，佛教各种对我不好的批评、不好的名称，纷至沓来，说：“星云是一个佛教的破坏分子”
，“星云是佛教的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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