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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号角刚刚吹起，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年，我正在焦山佛学院读书，我们江苏和京沪一带的佛教徒，真是欢欣若狂。
佛教居士热心护法，皈投佛教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一片人间佛教兴隆的气象。
定慧寺住持雪烦和尚，忙着重整焦山佛教学院，当老师的忙着教书和出版《中流》月刊。
这本杂志发挥很大的传播作用，我们学生每个月都会有一次去帮忙包装、寄送。
每次完成工作之后，老师就送给我们一个人一本，大家欢喜得不得了，觉得这一天的作务很有价值。
那个时候，佛教在内地开办中学、小学的情况，也风起云涌起来。
家师志开上人为了纪念宗仰上人，在栖霞山办宗仰中学；南京卧佛寺办有大雄中学；觉民法师在雨花台普德寺办普德中学；镇江还有超岸寺小学、福善堂小学，光是焦山办的义务小学就有三所。
我很幸运，离开焦山后，随师父返回宜兴祖庭大觉寺礼祖，在国家正规开办的白塔小学，担任过短期的校长。
虽然我没有受过师范学校的训练，就在做中学里累积教育办学的经验，觉得对自己一生很有意义价值。
那时候，整个中国大陆佛教义务办理的中小学，至少百所以上；在我想，佛教接下去办大学，是有可能的。
可惜，因为战乱关系，也就没再继续下去。
还记得我行脚各处，常常都会在路旁遇到十多岁的小学生向我鞠躬，很恭敬地喊我“法师”
。
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喊我，他们天真地回说：“我们老师办学堂给我们读书，不要我们的钱，你看我们老师多好；我们的老师是和尚，所以我知道世界上的和尚，都是和我们老师一样的好。”
可见民国以后，佛教办学兴盛的情形了。
可怜的老百姓，好不容易盼到和平，接着又遇到国共内战，加上太虚大师在1947年圆寂，顿时佛教群龙无首。
“**”
期间，大陆人间佛教的运动也就进入了空窗期。
在这前后时间，有些高僧大德陆续到了香港和台湾，我也在1949年带领僧侣救护队来到台湾，那一年我23岁。
说到台湾的佛学院教育，先是1948年，中坜圆光寺妙果老和尚，请慈航法师从南洋来台办台湾佛学院。
之后，台湾省佛教会在新竹青草湖灵隐寺，请大醒法师办台湾佛教讲习会，我和演培法师都担任过教务主任。
后来相继有：白圣法师也在台北办中国佛教三藏学院、圣印法师在台中办慈明佛学院、妙然法师在苗栗有法云佛学院、印顺法师办福严佛学院、南亭法师在台北有华严专宗学院等数十所佛学院。
当时，《太虚大师全书》是佛教界青年学子阅读的重要资料。
可惜，许多佛学院中，有的因为招生不足，有的因师资、经费的缺乏，或者学生毕业后没有出路，也就停停办办，甚至最后难以持续了。
圆光寺山门
台湾桃园
因为我自许不要做一个“呷教”
（吃教）的和尚，在笔耕、讲说之余，从1953年在宜兰落脚，就如火如荼地展开接引青年学佛。
相继成立有弘法队、歌咏队、青年团、儿童班、星期学校等，心平、慈庄、慈惠、慈容、慈嘉、萧碧霞、林清志、陈修平、张肇、林文雄等，都是当时宜兰的佛教青年。
在那同时，也办了“光华文理补习班”
，它是佛教第一所跟政府正式立案的教学单位，郑石岩教授就是当时补习班杰出的青年之一。
成立的慈爱幼稚园，也是佛教所办的第一所幼稚园，慈惠、慈容法师都曾经担任过园长。
现任佛光山常务副住持的慧传法师，就是当时就读的小朋友。
没有提倡教育，哪里能有今天人间佛教的弘法人才呢？
接引青年，可以说是人间佛教发展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有了这样的觉醒，大家纷纷共同来办佛教教育。
其中，佛光山丛林学院至今办学不辍，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前后毕业的学生就有五千多人，恐怕也是佛教历史上一个创纪录。
现在，在嘉义的道观，台中的普晖、慧哲、真芳，头份的真悟，新竹的性滢、悟证，花莲的达莹等法师，都是当时培养的佛教青年。
除了办佛学院，佛光山也举办大专佛学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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