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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特别是《海经》所记载上古人文始祖主要分为4个谱系，其中，两个华夏民族的谱系分别是炎黄谱系、帝俊谱系，两个非华夏民族的夷狄谱系分别是巴国谱系和氐羌谱系。
这些因生殖行为而产生的亲缘关系和社会关系，可以从这4个谱系的谱系图上加以体现。
《山海经》的记载反映了洪荒时代华夏民族真实的生殖崇拜现象，而这些生殖崇拜的构成不外乎两种形式，以动物或以动物为基础臆想的灵怪作为生殖崇拜物的文化现象，以及以人或以人为基础塑造的神作为生殖崇拜物的文化现象。
这其中，以人的一组不难理解，因为生殖崇拜本身就是对生物界繁殖能力的向往，这种繁殖力和向往最终一定是希望作用到人身上的。
可以动物的一组则不然，动物的繁育力强或者弱，与氏族、方国自然的生存发展无关。
特别是被当作图腾崇拜物的动物又不会被氏族成员当作食物，因此，它们的生殖与人本身是不直接相关的。
但是，无论是从以《山海经》为主的文献上，还是从出土的为数众多的新石器文物上都能看出，以动物为基础的生殖文化在洪荒时代高度流行，而且甚至超过了以人类形象为表现形式的生殖文化。
显然，这种现象一定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因素。
《山海经校诠·山海经传上古人文始祖谱系图》（上）
《山海经校诠·山海经传上古人文始祖谱系图》（下）
以动物或以动物为基础臆想的灵怪作为生殖崇拜物的文化现象，其由来其实从黄河流域一些新石器文化的彩陶纹饰上可见一斑。
这一时期比较典型的彩陶纹饰包括描绘人体特征的眼纹、乳纹，几何纹样菱形纹、三角纹、折线纹，以及动物类纹样鱼纹。
这之中，眼纹和乳纹因为直接描绘人体特征，特别是乳纹描绘女性的**，所以毫无疑问是生殖文化的产物。
但实际上，几何纹样的菱形纹、三角纹和折线纹都是由鱼纹衍生而来的，甚至包括眼纹和乳纹，也同样来自于鱼纹。
鱼纹不只象征着鱼、食物和生命，它更是**的象征。
与此相对，《诗经·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殷商的始祖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商人以玄鸟作为方国商和子姓氏族的图腾崇拜物，这种图腾文化实际上来自于**崇拜，同样也是生殖文化的遗存。
因此，夏朝崇尚鲲，商朝崇尚玄鸟，其在生殖文化上又分别对应了母系氏族时期的**崇拜和父系氏族时期的**崇拜，远古、上古时期的鱼鸟图腾本身就无法脱离生殖文化而独立存在。
在《山海经》所记载的客观世界真实存在自然物产中，鳞类（也就是鱼类）和禽类占比非常大。
其中，不区分别名，仅以物种数量算，鳞类动物总计有41种，禽类动物更是多达有54种。
对比号称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百科全书，成书于明嘉靖年间的《本草纲目》，其中鳞部、禽部所列物种类别也不过分别是68种和69种。
自唐虞之际至先秦三代，华夏民族在鱼类和禽鸟物种分类上的认知水平可见一斑。
这样的认知水平，固然依赖生产、生活上的经验积累，但同时，也与生殖文化和鱼鸟图腾的影响不无关联。
不过，随着石器时代的结束，夏商以来，特别是商周之后，单纯的生殖崇拜逐渐衰落。
原始文化中普遍存在的生殖崇拜，在商周社会中，逐渐完成了从“育”
向“命”
的主体内涵让渡，生殖或生育的崇拜，开始向生命的理想转化。
变形人面葫芦纹彩陶瓶，仰韶文化早期
公元前7000年—6000年，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大阳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大地湾文化
公元前7000年—6000年，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
人面鱼纹彩陶盆，仰韶文化
公元前7000年—5000年，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以此为背景，“生命”
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公共心理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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