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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审应览》云：“周鼎著倕而龁其指，先王有以见大巧之不可为也。”
上古时，人们把能工巧匠巧倕的形象铸在鼎上，以期戒除奇技**巧，却无法遏制礼崩乐坏的社会文化变革。
《山海经》中常见有如共工之台、帝颛顼与九嫔葬等祭台和墓葬，而这些祭台和墓葬所祭祀和安葬的都是华夏民族重要的人文始祖，是时人崇敬、怀念的对象。
《海内经》中所记载的巧倕的墓葬正好反映了时人对能工巧匠巧倕的怀念。
显然，巧倕在西周时还是为《礼记》所不容的反面形象，而这种对巧倕的怀念，恐怕也恰恰是王子朝奔楚后的东周所仅有的。
铜编钟，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
王子朝奔楚事件是东周礼崩乐坏的重要标志，它对楚文化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并由此引发了楚文化对当世和后世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
而“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向“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的文化格局的转变，也使礼乐文化和先秦审美观在东周发生了由简约向繁冗、由质朴向奇巧的转变。
《礼记·王制》曰：“作**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可到了东周，得益于风起云涌的变法运动对经济的拉动，东周的生产力空前发达、物质空前丰富，这使祭祀的文化观由敬畏变成了骄奢，这令关乎礼乐的国之重器变成了诸侯王日常生活的奢侈用具。
自战国末年至西汉初年，先后有秦灭楚、汉亡秦。
《隋书·经籍志》载：“汉初，萧何得秦图书，故知天下要害。
后又得《山海经》，相传以为夏禹所记。”
《山海经》辗转流入汉宫，才有了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所云：“《禹本纪》《山海经》所言怪物余不敢道，而未言为何人所作。”
可见，司马迁在编著《史记》时，是读过《山海经》的。
西汉中期以后，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文化格局的形成，由国家主导的大一统的学术研究体系得以重建，加之张骞出使西域和丝绸之路的开通，开放、开拓的政治经济政策激发了时人探索世界的欲望，这无疑极大地促进了《山海经》自庙堂向民间的传播与《山海经》在民间的流行。
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刘向、刘歆父子将搜集到的散落的三十二卷《山海经》编成十八卷，即今《山海经》流传版本的祖本。
两晋时的文学家、训诂家郭璞又以此十八卷为底本作《山海经注》（今国家图书馆藏南宋淳熙七年池阳郡斋尤袤刻本是迄今可见郭璞《山海经注》的最早版本，也是后世刻本的祖本）。
《山海经笺疏》，清，郝懿行笺疏
明清两代，由于经学、训诂学的昌明，《山海经》的研究迎来了新的高峰，《山海经》的全注、补注版本也逐渐增多。
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明代王崇庆的《山海经释义》、杨慎的《山海经补注》，清代吴任臣的《山海经广注》、王绂的《山海经存》、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正》和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等。
其中，尤以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实事求是，堪称乾嘉学派及古代训诂学的双重巅峰。
三朝阁老、一代文宗阮元曾点评清代三家校本，云：“吴氏广注，征引虽博，失之芜杂。
毕沅校本，订正文字，尚多疏略。
惟懿行精而不凿，博而不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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